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教師退出機制、農業的邏輯、社會流動性、供全世界分享的“核心價值”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陳先達：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不能陷入誤區】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先達指出，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的確有許多好東西，但應對這些好東西進行創造性轉化。比如孝道。不用說世界上其他國家，即使中國封建社會的行孝方式在當代也很難實行。在當代中國，如何建立孝道，如何恢復孝心，專靠引用古書是沒有方法解決的。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時代。我們應該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在培養人的道德素質、人文素質和思想境界方面無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素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該加強人文素質的教育、傳統文化的教育，但決不能偏到另一方面。科學素質，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素質同樣重要。要搞好經濟必須研究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搞好管理必須研究管理學，搞好政治制度建設必須研究政治學，等等。至于要上天，要出海，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要靠發展科學技術。要技術創新，一定要發展科學技術。這些都不是光讀經能讀出來的，吟詩能吟出來的。因此，對于優秀傳統文化，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要重視人文，重視人文素質的培養，但決不能陷入一個誤區，讓孩子從小只重視讀經，讀到不知道當代世界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摘編自《北京日報》
【楊衛安：我國建立教師退出機制的條件已經成熟】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楊衛安指出，任何職業都應該有進有退，退出機制本該是一種常態。從目前來看，我國建立教師退出機制的條件已經成熟。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鐵飯碗”越來越少。在企業當中，退出機制早就開始實施，即使被稱作改革硬骨頭的行政單位及相關部門，“鐵飯碗”也已經被打破。作為培養人的事業，教師職業應該比其他職業有更高、更嚴的要求，理應和其他職業一樣，遵循職業進退的規則。從對教師的需求和供給來看，目前我國教師補充隊伍儲備豐富，出現供給遠遠大于需求的局面。
近些年，隨著教師專業地位、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和工資待遇的不斷改善，教師職業吸引力明顯增強，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尊重。特別是在當前政府機構改革，大中型企業重組改造的大背景下，就業難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教師行業以其特有的魅力受到越來越多大中專畢業生的青睞。近年來，不僅有越來越多的人報考師范專業，而且許多非師范專業學生也希望加入教師行業，每年都有數以十萬計的非師范畢業生通過認證獲得教師資格證書。教師職業吸引力不斷增強，這也保證了不合格教師退出后能及時吸引到優秀人才補充到教師隊伍，從而為教師退出機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李根蟠：農業的邏輯從根本上說是生命邏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根蟠認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之際，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用新發展理念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一場深刻的觀念變革。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推進農業現代化，要注重遵從農業自身的邏輯。
農業的邏輯從根本上說是生命邏輯。這里的“邏輯”是一個綜合概念，不僅包含本質、特點、機制、功能等含義，而且包含它們的內在關聯和演繹軌跡。農業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動進行生產的，是人類生命維持和延續的主要依托。我國古人視“五谷食米”為“民之司命”，視農業為“為生之本”“養生之本”“有生之本”。馬克思、恩格斯從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這兩個角度來探討生產問題。農業既是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又是人類自身生產的重要環節——“維生”，而“維生”是人類自身生產的另一環節——“繁育”的前提。這樣，兩種生產就被聯結起來了，其紐帶就是生命。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密不可分，生態是生命的依托，生命是生態的中心。所以，農業的生命邏輯同時是生態邏輯。
摘編自《人民日報》
【顏色：用適度的社會流動性保證動態的公平】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顏色撰文指出，各種不平等、各種固化使得社會活力逐漸降低，適度的社會流動性保證動態的公平，才能激發老百姓的積極性，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從而減少不平等，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相互促進。為此，政府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首先就是要保障機會公平，需要消除體制歧視，比如戶籍改革、盡快消除二元體制、市場準入、職業限制、實現更公平的勞動力市場。全國統一的市場不僅是商品市場，更重要的是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
同時，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還要求考慮動態的機會公平，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學合理決策，但這個把握度很困難，比如美國的平權法案保證大家有公平的權利，但保證過頭也有問題。在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關重要。另外，在提高社會流動性方面，社會組織也要承擔起相關責任，社會文化要凝聚共識，增強社會公益組織的共識，要從“達則兼濟天下”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摘編自《北京日報》
【于小植：提供可供全世界分享的“核心價值”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關鍵】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于小植認為，近代以來，西方提出了一些所謂的“全球價值”理論，比如“人權”、“民主”、“自由”等，這些觀念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接受，而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目前處于“價值缺位”的狀態。中國功夫、中國菜、中國熊貓這些中國元素“走出去”了，但是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并沒有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和接受，中國沒有提出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廣泛共識的“可分享價值”，為世界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那么，我們可以提出哪些有別于西方所謂“全球價值”或者說“普世價值”的核心價值呢？我認為從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建構角度出發，可以提出“和為貴”理念，由“和諧中國”延伸到“和諧世界”。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建構角度出發，可以提出“天人合一”理念，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同時也是全世界解決生態問題、環境問題的重要法寶。將中國的價值理念推廣為“全球價值”是使中國成為新一輪全球化主導國家的關鍵性舉措。中國要成為有影響力的全球性大國，就要使“中國的價值”成為“全球的價值”，使“中國的理想”成為“全球的理想”，使“中國的文化訴求”成為“全球的文化訴求”。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劉淑妍：大數據促進政府決策議程的主動性變革】劉淑妍撰文指出，實踐表明,大數據正不斷改變著公共決策議程，為民主與協商的政策制定過程建構提供了切實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受公民素質、信息技術和管理體制影響，大數據的應用依然面臨巨大挑戰。例如，大數據引發的信息開放與個人隱私外泄的爭議，因大數據處理技術落后導致的數據單向透明問題，部分民眾利用數據信息大肆宣泄個人的非理性情緒等，一旦處理不當，將進一步加劇公共政策問題的復雜性和治理的艱巨度。因此，需要在政府決策的總體規劃過程中，借助大數據信息技術，落實相應的決策機制。
引入大數據監測系統，清晰定位決策動議的觸發。理性決策的基本要求是在決策過程中必須獲得全部有效的信息，才能擬定各種可行方案并比較各種方案的優劣，信息技術的日趨成熟，為基于多維度、多層次、多群體、多因素的巨型數據分析提供了可能；挖掘大數據信息，及時響應公民的政策訴求。作為公民與政府政治互動的有機部分，關注政府回應性是探索當前決策議程建構的起點；借助大數據技術完善公共決策的協商機制。
摘編自《學習時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