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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壽龍:互聯網經濟天生具備法治經濟的特征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互聯網經濟、創新型富裕人群、上合組織、文化建設創新、社會扶貧的動態評估制度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毛壽龍:互聯網經濟天生具備法治經濟的特征】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指出,互聯網新經濟是一個沒有資源的經濟,這個經濟不要土地,也不要采礦權。其間,勞動力是很貴的。勞動力越貴越不涉及管制成本,這個經濟的供應也是非常過剩的。權力很容易輕松介入互聯網經濟,但權力不知道從何管起,即使管了,很多情況下和沒有管差不多。權力對互聯網經濟的管理很多都是象征性的。顯然,互聯網經濟天生具備法治經濟的特征,當然這個法治經濟的基礎不是以權力為基礎的法治,而是以技術為基礎的法治。互聯網技術,給互聯網金融、互聯網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性的技術基礎。比特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企業家如果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從技術入手,強化互聯網新經濟的技術規則,然后在此基礎上向實體性的法治經濟發展,無疑可以讓中國經濟加快從權力經濟向法治經濟的轉型。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陳彥斌:培育創新型富裕人群】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指出,我國應從防止尋租和改善創新環境兩方面入手培育創新型富裕人群。第一,把政府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消除尋租空間。中國政府的優勢在于“集中力量干大事”,通過調動資源引導企業上項目、搞投資,并以此推動了中國經濟長達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但這也為尋租提供了機會。為此,一要削減政府對資金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控制權,并進一步簡政放權,為民營企業創造出更多的發展空間;二要加強法制建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第二,全面改善創新環境,激勵科技創新活動。首先,要強化基礎研究。其次,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創新成果。最后,建設公平公正的資本市場,支持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快速成長為創新型富裕人群。

  摘編自《光明日報》

  【李勇慧:共贏是上合組織新一輪發展的根本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李勇慧認為,雖然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各國經濟發展差距較大,普遍承受經濟增長放緩壓力,但以互信、互利、平等、協調、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核心內涵的“上海精神”為成員國發展共贏奠定了堅實的政治法律基礎和明確了經濟合作前提,這也是上合組織持久發展的現實動力,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共贏將是對“上海精神”最好的弘揚與詮釋。體現“上海精神”的相互信任、平等團結是筑牢上合組織共贏的政治基礎。各成員國間簽訂了睦鄰友好條約,將世代友好的理念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各國相互尊重各自選擇的發展道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非意識形態化。未來隨著上合組織的擴員進程循序漸進的發展,鞏固政治互信,通過友好對話妥善處理分歧,從而體現上合組織的開放、透明、包容和生命力,讓上合組織換發新的活力,推動組織發展和國際協作達到更高的水平。

  “上海精神”所倡導的經濟互利互惠、務實合作,共同發展成為上合組織未來共贏的重要引擎。中國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提供了戰略合作方向,只要雙方加強政策協調和戰略對接,將會出現規劃銜接、產業互補、協同發展、互聯互通的合作新格局。同時,在上合組織平臺上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包括地區貿易投資便利化和新型工業化,將形成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摘編自 光明網

  【徐清泉:把握好文化建設模式創新機遇】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徐清泉撰文指出,如果說在歷史上區域交流困難重重的時代,一個國家要想謀求外向型全面發展,主要是依靠其經濟及軍事等硬實力“溝通”,來獲取并配置市場增量資源要素的話,到了全球化時代,用以配置并獲取市場增量資源的主要利器,就逐漸轉換成了文化及其軟實力,這也使得文化跨界融合發展正式拉開序幕。

  顯然,文化跨界融合發展到了今天,早已超越了以往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的“淺表式組合對接模式”,孕生出兩個領域互以對方創意創新要素為發展驅動力的“深層化融合共進模式”。受此跨界融合升級模式的影響,一些文化新業態正不斷涌現。如在藝術品交易與金融衍生業務的跨界融合中,就誕生出了“藝術銀行”;在移動通訊智能終端“裝備消費”與文圖音影創意供給“內容消費”的跨界融合中,就誕生出了新媒體消費產業。類似的跨界融合不僅發生在文化與非文化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文化領域內的產業和事業之間,如數字博物館、圖書館及“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等,就可以說是產業與事業互動融合的產物。

  摘編自《文匯報》

  【段忠賢:制定社會扶貧的動態評估制度】

  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段忠賢撰文指出,目前,究竟社會扶貧的參與渠道是否通暢、參與程度是否夠深夠廣、參與效度如何?均缺乏全面系統的評估。此外,時有發生的假扶貧、做形式、走過場的社會扶貧丑聞或造假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很少有相關準確的回應。針對上述問題,迫切需要制定社會扶貧的動態評估制度。首先,應在省、地市、縣市層面成立包括工商聯、工會、婦聯、殘聯、共青團等社會群體參與的社會扶貧評估領導小組,負責統籌部署各類社會扶貧的評估工作,為全面開展社會扶貧評估工作提供組織保障。其次,研究制定《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評估實施辦法》,對社會扶貧的評估原則、評估主體、評估內容、評估程序、評估方法、評估結果運用等事項作出明確的規定,為全面推行社會扶貧動態評估提供政策支持。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毛壽龍:互聯網經濟天生具備法治經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