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網信事業、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供給側、戶籍制度改革、創新發展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吳瓊：網信事業的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吳瓊表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從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到發展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再到拓展網絡經濟空間，國家都在致力于讓互聯網發展成果惠及13億多中國人民。同時，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超過農村地區35.6個百分點，城鄉差距仍然較大。但是，對于那些尚未聯網的中國人來說，“不會上網”、“不愿上網”、“沒有條件上網”等因素正在拉開其與線上人群之間多方面的差距。互聯網的不平衡發展、尤其是城鄉數字鴻溝仍然存在乃至正在加深。讓億萬人民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需要加大對網信事業的投入力度，補上農村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這一短板，以互聯網促進我國教育、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用互聯網推進精準扶貧，大力發展互聯網經濟，加快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摘編自光明網
【賈康：新常態“新”已明朗而“常”尚未實現】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指出，“新”之后的“常”，盡管速度在往下調整，但它不能一低再低，而要穩定在一個可接受的區間，體現出以結構優化提高增長質量的特點，進而對接一個時間越長越好的中高速增長平臺。我們如果進入這個平臺的境界，那就“常”了。現在“常”未實現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態勢實際上還處于探底之中，我們要爭取盡快企穩，再對接這個升級版的增長平臺。需要強調的是，在“新”已明朗“常”未實現的過程中，我們要把握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常態”系列重要講話里所強調的中高速、結構調整優化和創新驅動三個關鍵詞。在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加上改革處于深水區的推進期，要求我們群策群力、攻堅克難，這也是我國今后發展的“最大紅利”之所在，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
摘編自《浙江日報》
【鐘春平、劉誠：讓“改革”代替“GDP”成為晉升激勵】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鐘春平、劉誠認為，為了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需要謀求改革動力，從堅定中央改革意志、調動地方改革積極性、引導社會共識方面著手。第一，中央要增強L型增長魄力，向改革要增長動力。我們要向改革要增長動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政策，要提高政策的技術性。第二，讓“改革”代替“GDP”成為晉升激勵，重用改革派。一方面，從人民滿意度出發，用一套大家都看得到、摸得著的規章制度和量化指標來考評和晉升官員。另一方面，要突出改革在官員考核中的分量，讓“改革”代替“GDP”成為主要評判因素。第三，增大對改革中犯錯的容忍性，讓官員主動改革。對改革試錯與腐敗要區分對待。在強調追責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改革者，寬容失誤者，鼓勵干事者，充分保護好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第四，發揮智庫功能，提升社會支持。當前社會利益分化，要協調各方利益，但不能被動地擱置改革，而是應主動選取最大公約數，獲取盡可能多的支持者。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郝身永：有效需求不足背后隱含著供給側原因】
郝身永撰文表示，近些年來，我國的消費率偏低，經濟有明顯的投資依賴和出口依賴特征。逐一分析“三駕馬車”，背后其實都隱含著供給側的原因。就消費需求來看，一方面，這些年盡管實施了一些提振消費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太明顯。高房價下城鎮居民的消費能力被還貸壓力透支，是供給側的原因。另一方面，當前，一些需求因為品牌、質量、技術等原因，還需要依賴進口。當前的產能過剩嚴格來講是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并存，是供給側的原因。人口紅利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延緩投資邊際報酬的下降，但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這一趨勢必然會出現。供求關系逆轉情況下，三、四線城市房價也難以下降，因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拿地成本、建筑成本、稅費成本等較高。所以無論是從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還是從房地產開發投資看，背后都有深刻的供給側原因。再看出口下滑，外部需求下滑是直接原因，背后也有我們各種成本上升導致傳統的成本優勢弱化，一些低端制造業外移，外部需求隨之轉移，甚至一些國內需求也隨之轉移，說到底還是供給側的原因。
摘編自《學習時報》
【蔡昉：戶籍制度改革能帶來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應該強調三個方面。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能夠帶來紅利的。總體而言，改革與增長之間的關系，既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此消彼長，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二是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紅利。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就產生了不對稱性，這時必須做出恰當的制度安排，不僅在市民、企業和政府之間，而且在不同級別政府之間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能達到激勵相容，才可能按照中央部署及時推進改革。此外，我們還應該強調的是，任何改革都要把目標定在體制機制的轉變上，而不要用指標做引導加以推進，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單純追求指標性改革，一些地方就可能考慮以重新劃分城鄉界限的辦法，通過就地轉移的方式，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摘編自《北京日報》
【劉世錦：質量追趕階段需要更多的依靠創新發展】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數量追趕，那么，進入中高速增長期后則主要是質量追趕。與數量追趕期相比，質量追趕期的一個特點是外在的變化趨緩、追趕難度加大，主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的要求有很大不同。一是糾正資源錯配。目前在行業之間依然存在較大的生產率差異，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行政性壟斷，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二是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優化資源配置水平；將從行業標準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動精致生產的制度和文化建設。三是加快創新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區別在于：產業升級中的大多數內容，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我們也要跟著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趕的含義；而創新則是從無到有，我們與發達國家大體處在同一起跑線上。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