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張鵬

　　新冠肺炎疫情下半場，是對世界各國防控重大流行性疾病行動力的總考。面對同樣的考題，盡管有中國等東亞國家的經驗，但世界其他區域，特別是歐美國家的表現還是千差萬別。對各國不同表現的解釋，這一段時間以來林林總總，有目共睹。同樣是主權國家，有些國家可以短時間直線投送防控力量實現精準防控；有些國家則需要“繞道”而行；更有些國家的主權集團認為自己不是國內“送貨員”，是被迫調動資源防控疫情?；谀壳暗默F實，我們看到能夠將主權級資源轉化為疫情防控直接行動力的國家，能夠首先走出疫情困境。

　　同樣的疫情和不同距離的主權行動力

　　新冠病毒就是一種新型病毒，它對人類集團發展出的各種社會科學知識毫無興趣，特別是對國家、政府、民族、宗教信仰、性別平等、意識形態等基本概念無感。病毒的目的只有一個，通過進攻人類細胞得以復制、繁衍，再通過人類活動實現廣泛傳播。全人類面臨著同樣的疫情，這正是當下最大的現實。

　　所以，在同樣的疫情“大流行”面前，各主權國家的不同應對方式很容易被輿論測度。因為巨量且短期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和釋放，在互聯網閱讀環境中充斥著對各國行動力的揣測、不安甚至憤恨，同時又因人類間的互幫互助等原因夾雜著理解、感動和希望。

　　那么，如何從理論上理解這些極不相同的主權行動力呢？已故荷蘭籍學者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該文化維度理論中“權力距離”維度的提出，是從“社會不平等現象”出發的。為了實現“權力距離”到“主權距離”的轉換，這里先設定一個情境：我們在觀察一個國家的內部安排時，可以利用“權力距離”維度去理解“主權距離”。例如，同樣是“城市”這一人類聚居形態，對于國家內部的安排而言，城市之間的不平等現象顯而易見。以中國為例，直轄市、副省級市、一般地級市、縣級市分別被安排了相應的行政級別，城市能夠管轄的經濟社會事務范圍差別顯著，大中小城市與主權級資源的關系也是明顯不平等的；以聯邦權與州權以憲法形式分權和均衡為特征的聯邦制國家，同樣對城市有不同能級維度的安排，如柏林這樣的城市就直接擁有德國聯邦州的地位，被稱為“市州”，華盛頓聯邦特區的情形實質上則與之類似；國家內部的城市與擁有主權的城市國家（如新加坡）相比，則差距更加顯著，比如國家內部的城市在國家授權范圍內有一定的對外交往權力，而城市國家則擁有完整的外交權。

　　因此，在平時狀態下，相應層級的行政區在主權的授權下各就其位，中央政府負責外交、國防和國稅等主權級工作，這是現代國家都遵循的中央-地方分工模式。盡管歷來有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加拿大的魁北克等突出和棘手的央地關系現象，但“除了主權問題，一切都可以坐下來談”是主權國家們不約而同的選擇。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一個新的變數，就是其不可談判性導致的主權級力量能否短距離投送的問題，這種主權級力量又具體體現在國家這個層級的防控政策上。

　　直線投送主權級防控力量的代表性國家

　　這一類型的國家主要在亞洲，不僅是中國的舉國體制在此次疫情防控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韓國、新加坡甚至以色列都有突出表現，日本和伊朗總體上或本質上也屬于這樣的類型。

　　以韓國為例，2020年2月20日、21日、22日病例數連續倍增并在20日韓國出現首例死亡病例后，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首爾辦公大樓主持召開新冠肺炎疫情對策會議，表示韓國中央政府決定將疫情預警上調至最高級別，全面加強應對措施。此前的2月21日，韓國總理丁世均主持應急會議時表示，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大增的大邱市和慶北清道郡，劃為疫情重點管理區，采取特別防疫措施，由中央政府出面全面提供病床和人力物力支持。2月25日韓國總統、總理雙雙抵達該國疫情最為嚴重的大邱市，并表示“政府將動員所有資源和手段，以免失去（遏制病毒傳播）關鍵時機。” “從今晚開始，總理將留在大邱，擔任中央災難與安全總部負責人，協調現場工作?！表n國中央政府還承諾將對大邱和慶尚北道采取特別支持措施，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同時強調政府已動員了軍隊、警察和醫務人員全力提供全面的隔離支持。至今，韓國總理丁世均和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仍一直坐鎮大邱市。2月26日，韓國國會緊急表決并全體通過《傳染病防治管理法》、《檢疫法》和《醫療法》，即“新冠病毒三法”，為防控疫情提供司法保障。重要的法條有：授權韓國保健福祉部部長或市長、郡守、區廳長在發生一級傳染病時，可以將疑似傳染病患者強制隔離在自家或醫療設施中，以確認是否患有傳染病。如果疑似病患拒絕住院治療時，處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萬韓元以下罰款的懲罰條款。韓國國會層面還成立了“國會‘冠狀19’對策特別委員會”。韓國更一度關閉國會，是戰后韓國史上首次全面封閉職員出入。

　　就目前看來，韓國如此密集的主權級行動，成為“改變命運的一周”。從2月底開始，韓國真正進入嚴防死守階段。一個月以來，韓國通過全國總動員方式組織的大規模檢測診斷工作時有報導。正是如此高密度的檢測，實現了韓國版的“關口前移”和“應收盡收”。就目前數據看，從3月7日起，韓國的新增病例數開始明顯下降，新增病例占總病例數比例已控制在1%上下。

　　這里還可以簡要點評新加坡和以色列的表現。新加坡作為城市國家，在現行制度下由中央政府把全國劃分為東北、西北、中區、東南和西南五個社區，各社區由社區發展理事會這樣的自治組織負責，這些自治組織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資助，但活動自主。因此，在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除了中央政府，就是基層自治，中間的所有行政環節在理論上并不存在。這就是我們理解新加坡為何能通過700個前哨診所防控全國疫情的基礎，因為新加坡的任何疫情防控行為，都可以說是對主權級資源的調動，幾乎不存在國家力量在中間傳導層次的損耗。

　　以色列的疫情防控同樣值得觀察，作為中東國家中疫情最為嚴重者，以色列堪稱動員國家軍事力量最為堅決的一個。在以色列國內還不到200個病例的3月14日，該國宣布動用軍隊立即建立三個可容納1000病患的方艙型設施，以色列國防部長作出承諾，這些設施將在一星期內建設完成并開放。

　　“繞道”而行和被動防控的代表性國家

　　這一類型的國家主要在歐美，不論是意大利、西班牙還是德國和法國，國家力量的直接介入疾病防控一線都體現出一個相對漫長的觀望、說服、調整階段。

　　就目前疫情最為嚴重的意大利而言，其中央政府在1月31日即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并暫停所有往返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臺北的航班，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事實證明，意大利中央政府發布行政命令的能力有余，而對內將主權力量收攏并精準投放到疫情嚴重地區的能力明顯不足。3月7日，意大利首度出現千例以上的病例增長后，到3月7日到8日夜間，意大利中央政府開始頒布新法令，宣布封鎖倫巴第大區所有省份及威尼托、艾米利亞-羅馬涅、皮埃蒙特和馬爾凱四個大區的14個省份至4月3日，影響1600萬名居民。法令禁止一切人員進出隔離區，違反者將面臨最高三個月監禁。不過，法令準許急救服務及存在必要工作需求的人士活動，最終執行權利歸地方行政長官所有。根據這些法令，隔離區所有運動場、游泳池、健身中心關閉，室外體育比賽須閉門進行，購物中心只能在周末營業。其他商業活動可以正常進行，僅要求保證顧客間保持一米距離。法令還要求隔離區關閉博物館、文化中心、滑雪度假村，同時全國的電影院、劇場、酒吧、舞蹈學校、游戲室、投注站、賓果廳、迪斯科廳及類似場所關閉，暫停民事和宗教儀式（包括葬禮）。所有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文化、娛樂、體育和宗教性質，不論在公共或私人場地舉行，全部停辦。上述的措施當時被認為是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封城，也是除中國大陸以外最積極的應對措施。

　　可惜的是，意大利封城令下，跟進的輿論熱點卻是措施公布當天意大利全國多所監獄暴動。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封城的同時并未有意大利全國醫護力量對重點疫情地區的大規模進駐。后續意大利的封國舉動和3月11日總理孔特宣布意大利除了藥店、食品店等必要門店外停止所有商業活動更多的被認為是總理本人“賭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見不到太多主權級資源對重點疫情地區的精準投送。即使是中方派出醫療隊后，也有一個細節值得觀察，3月19日的中國援意醫療隊在米蘭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意方代表是倫巴第大區主席，這不得不使人有意大利中央政府缺席之感?；蛘哒f，直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意大利主權級資源直接下沉到疫情防控一線的素材仍然十分有限。

　　至于美國，在歷次救災面前，聯邦政府都似乎是一個被動的角色。美國的聯邦制使得其主權級資源配置善于對外投送而非對內使用。于是我們能夠看到在美國疫情防控初期出現美國多地公共健康實驗室向美國聯邦政府表示抗議，批評美國疾控中心向各州發放試劑盒的速度過慢，要求開放各地自行生產試劑的權限。3月2日，美國疾控中心在其網站移除了美國全國核酸測試數和新冠肺炎致死人數，并建議居民訪問州疾控中心網站查詢本地的最新數據。面對防控物資緊缺，美國總統更是表示各州長應該自己解決問題，大量采購然后運輸不是聯邦政府應做的事，“我們不是貨運員”。這些情況都表明，就美國聯邦政府而言，在防控疾病面前，它本質上就是一個被動角色，只是現任的美國總統“假裝”在積極工作而已。這里存在著美國特色的結構性主權級力量對內投送中時的距離問題。

　　在這樣的疫情面前，盡管世衛組織不斷呼吁已經有“有效的方案”甚至“唯一有效的方案”解決防控問題，但各國有各國的辦法，大家制度不同，主權力量向一線投放的方式方法迥異，再加上政治家的個性等等，使得我們共同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面對同樣的問題，每一個國家有每一個國家的打算，大家只是共同面臨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并不打算步調一致。時至今日，國際組織的作用仍然極其有限，民族國家仍然牢牢地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央。但刻不容緩的疫情防控，亟需各國將主權級資源轉化為直接行動力，因為無論如何，對任何國家而言，人的生命應該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