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董天美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并首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特別強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十四五”時期是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我國的反貧困路徑也在發生著轉變，開始實現由集中性減貧向常態化減貧轉變，由消除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轉變，由解決農村貧困向城鄉減貧融合發展轉變，著重致力于鞏固扶貧成果，推動人民生活實現高質量發展。

　　伴隨著城鄉融合的不斷推進和城市經濟結構的升級轉型，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和人力資本流動日趨加快，出現了以城市傳統的“三無”人群、下崗和失業工人以及進城農民工為主體的城市貧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在反貧困實踐中也將會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形勢。因此，要長期應對城鄉反貧困問題，就要從體制機制改革、治理效能提升、多元主體共治三個維度綜合考量，共同推動城鄉一體化反貧困長效體系的構建。

　　建立統籌城鄉的常態化減貧助弱體制機制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這一要求下，更明確地提出要讓“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健全”。圍繞這一目標，必須加快建立健全分層分類、城鄉統籌的社會救助體系，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必須推動常態化減貧助弱體制機制健全完備、高效順暢，服務管理便民惠民，兜底保障功能有效發揮，確保所有城鄉困難群眾都能及時得到救助。更具體來說，促進城鄉減貧助弱工作全面開展，應逐步建立統籌城鄉的減貧助弱機制和政策體系，把保障性減貧助弱與完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避免減貧對象和其他低收入群體在政策待遇上的“懸崖效應”和“福利陷阱”。要根據相對貧困人群的困難程度和風險程度實施“階梯式救助”，將其細分為“救助戶”“脆弱戶”和“監測戶”，將扶貧工作重點轉至后兩類群體上。要在社會救助中進一步突出重點、瞄準薄弱、精準發力、補齊短板，充分發揮社會救助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統籌城鄉融合和保障基本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切實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線。

　　以技術賦能推動城鄉一體化反貧困實踐

　　“十四五”時期，加快科技創新，不僅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更是順利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需要。以技術賦能治理實踐，提高對幫扶對象的監測，分類設計“個性化”的幫扶方案就顯得尤為重要。

　　技術賦能基層治理主要表現為整合政府各條塊部門已有的信息技術平臺和數據庫，并相應地進行功能拓展和數據采集，強化制度的回應能力和靈活性，提高治理績效。要著力推動城鄉一體化反貧困實踐。首先，要建立幫扶工作信息平臺，實現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建成城市相對貧困戶檔案數據庫，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市貧困人群進行“個性化”分析和動態監督。其次，要依托技術工具的拓展和整合功能增強制度執行能力。整合幫扶對象信息，利用大數據庫，建立各部門對幫扶對象的“一對一”和“多對多”服務。再次，要利用“互聯網 + 幫扶”等多種現代化、信息化方式，提高信息溝通的有效性和及時性。提高幫扶的便利化水平，建立“信息多跑腿，群眾少跑腿”的體制機制。此外，還應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工具與智能終端平臺的廣泛應用中，強化信息識別、數據采集、動態檢測等過程的智能化水平，實時調整政府治理政策，創新政府治理的思維模式與運作方式。

　　形成多元共治的城鄉反貧困治理格局

　　城鄉一體化反貧困的難點在于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教育、就業、收入、發展機會等方面不均衡現象依然較為突出，城市低收入家庭、農民工家庭在教育、就業、收入、發展機會等方面長期處于劣勢地位，僅僅依靠政策干預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農民工家庭的發展能力提升問題。因此，《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發揮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暢通和規范市場主體、新社會階層、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社會治理歸根結底要依靠多元主體的共治，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群眾發揮自治作用的橋梁和載體，可以充分調動多元主體參與城鄉反貧困的積極性。

　　在具體的反貧困實踐中，我國近年來一直在進行有益探索，政府購買服務是當前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重要形式。但現實中，二者合作的深度不足、形式過于單一等問題還在制約著城鄉一體化反貧困事業的發展。目前，城市扶貧僅存在于零散的孤立化的合作項目之中，尚未形成成熟有效、常態化的合作機制，一些地方以項目為依托探索了城市困難職工再就業和農民工融入等幫扶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依靠項目實施救助的基本形式未能改變，缺乏城市幫扶救助的長效機制，難以對救助后的貧困者進行跟蹤調查與反饋。因此，政府部門在探索新的城市減貧工作模式時，可以拓寬思路，針對城市相對貧困人口依托社區建立“城市困難家庭互助驛站”，以相關政府部門為主導，工會作為重要補充，社區提供場地鼓勵吸收社會組織入駐社區，搭建以政府為主導、社會組織與社區、困難家庭與社區、困難家庭與志愿者之間的信息化互動平臺，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專業化、在地化的優勢。

　　同時，還要重視工會等群團組織的樞紐作用，與其他社會組織形成合力。借助群團組織在獲取信息資源和資金等方面的優勢，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對社會組織進行業務指導、技能培訓和信息共享，提升社會組織的能力和素質；以建立“服務基地”為平臺，通過與業務相關的社會組織形成一種競合關系，從而不斷壯大社會組織的力量，打造一種“強資源”“強陣地”的合作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