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偉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楊芳（首都經貿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

　　平臺經濟在數字技術與產業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迅速崛起，加之智能算法和要素重組不斷推動資源配置模式演進，日益展現出強大的創新活力和經濟韌性。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在宏觀層面加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在行業層面引導良性競爭、在微觀層面保障從業人員權益、在國際競爭中激勵科技創新，通過多層次、多維度的規范發展，進一步釋放平臺經濟的潛力和價值。

　　第一，加速數實融合，構筑數字經濟引擎。

　　2023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3.9萬億元，占GDP比重達42.8%。平臺經濟正在成為這一新發展態勢的重要引擎。它利用數字技術，將傳統生產要素（如勞動力、消費品、工業品）轉化為可解析、可編碼、可傳輸的數字形態。

　　例如，在數字化標準體系上，京東工業品編碼夯實供應鏈數據互聯互通；在賦能中小商戶方面，美團數字化方案助力傳統企業轉型升級；在智能調度領域，滴滴實時匹配模式為優化出行和物流效率提供有益借鑒；在文旅領域，攜程跨地區資源整合方法為大數據精準對接旅游需求創造條件。

　　同時，依托智能算法不斷優化反饋和迭代，形成“飛輪效應”（為了使靜止的飛輪轉動起來，一開始必須使很大的力氣，在達到某個臨界點后，飛輪會轉動得越來越快），有效降低單位要素投入的邊際成本，保持甚至提升邊際收益，從而推動整體經濟增長由單純依賴規模擴張向數字智能躍遷轉變。

　　平臺經濟通過促進生產要素的互補與重構，進而賦能傳統產業發展。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相結合，可以產生顯著的互補效應。更重要的是，智能算法如同催化劑一般，能夠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模式。平臺經濟通過時空需求預測和數據定制生產，將傳統產業中沉淀或閑置的產能與數字技術高效對接，從而提升要素利用率。

　　平臺經濟還有助于促進生產力的升級與躍遷。數據作為“沉睡的原材料”，只有借助算法才能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智能調度系統根據實時訂單和交通狀況動態匹配車輛與路線，從而既節省成本又提高效率。傳統實體經濟遵循“要素投入—價值創造—價值耗散”的線性模式，數字化生產力則呈現“數據采集—算法訓練—智能迭代—價值裂變”的指數增長曲線。海量數據不斷反饋、驅動算法自我優化，從而提升經濟主體決策水平，并形成吸引更多用戶和數據參與的良性循環。這種算法、數據與生產力之間的正向互動，鑄就了數字時代特有的生產力擴張路徑。

　　第二，完善競爭機制，構建健康生態環境。

　　隨著流量趨穩、消費趨于飽和，平臺經濟逐漸進入存量競爭階段，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為穩固或擴大市場份額，不少平臺傾向于通過“低價補貼”乃至“全網最低價”等手段，吸引并留住用戶。然而，這種過度低價競爭和“燒錢”行為，不僅使企業盈利空間受到壓縮，還可能引發多重風險。

　　對商家和供應鏈而言，易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平臺推行的相關策略，迫使商家不得不壓低定價以獲取流量和排名，導致邊際利潤不斷下滑。長此以往，商家可能削減品質和研發投入，產品整體質量水平受到影響。這與經濟學“不完全競爭”下的“囚徒困境”類似。同時，平臺針對消費者的傾向性判責規則（如“僅退款”）也可能被不當利用，使商家承擔過多的物流和庫存損耗。

　　對新業態從業人員而言，則容易造成過勞與內卷。如平臺傾向采用低價優先派單機制，可能加重過度勞動和健康風險；平臺為維持市占率而過度招募從業人員，可能加劇收入下行趨勢。

　　在整治“內卷式競爭”的大背景下，相關部門開始采取一系列積極措施，包括優化“僅退款”規則、約談平臺等。下一步，可加大對擁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平臺進行“不合理低價”專項調研力度，對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進行警示乃至處罰。有條件的城市或地區可結合平臺實際運營狀況，探索制定最低運價或指導價。平臺也應推動算法治理和派單排名的透明化，定期引入第三方評估，不斷提升算法合規性與公平性。只有多管齊下完善競爭治理機制，才能構建健康、可持續的市場生態。

　　第三，守護權益公平，完善新型勞動關系。

　　平臺經濟在生產要素和生產力維度上產生深刻影響，也必然導致生產關系的重組與演進。隨著數實融合深入，平臺經濟不只是線上流量入口，還可以深入生產調控、價值分配和勞動監督。人社部數據顯示，個人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就業規模已達2億人。其中，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從業人員上千萬。

　　調研顯示，平臺在生產關系中主要扮演三種角色：

　　一是生產管理的組織者。算法通過智能匹配技術，將任務、訂單或項目分配給最合適的勞動者，如外賣平臺通過算法實時分配訂單和騎行路線、網約車平臺通過算法匹配司機與乘客。這種動態分配機制打破了傳統固定崗位的局限，通過重構勞動動作使勞動者能夠以更靈活的方式參與生產，并將其解構成更細分、更具體的技能單元，推動勞動走向“原子化”“再技能化”。

　　二是價值分配的制定者。平臺通過算法決定流量分配（如短視頻推薦權重）、收益分成（如消費者外賣支付金額在平臺、商家、騎手之間的分成），直接決定勞動報酬。

　　三是勞動過程的監督者。在平臺經濟中，算法通過實時定位、用戶評價與投訴、配送時間評判等對勞動者進行隱形監督，容易缺少“人文溫度”。

　　平臺經濟的發展事關新質生產力培育，構建和完善新型勞動關系至關重要。要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明確平臺、勞動者與政府之間的責任分工，健全社保、薪酬及休息休假等制度保障，如探索靈活就業平臺代繳或聯合繳納“五險”試點；強化人文關懷，推廣彈性化管理和溫情化運營，減少單純依賴算法監控所帶來的心理壓力，等等。

　　第四，激勵創新驅動，塑造國際競爭優勢。

　　大國之間的數字經濟競賽，日益體現為平臺企業之間的博弈。近年來，中國平臺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實現了一些突破。例如，阿里巴巴的大模型成為全球最大的開源族群，滴滴在拉美地區成為領先的數字出行與外賣平臺，Temu與SHEIN對一些國家的電商格局產生較大影響，TikTok受到全球年輕人的青睞。

　　當前，鼓勵平臺企業科技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力有三大新內涵：

　　一是構建數字話語權。平臺企業“走出去”的過程，既是平臺數字產品落地的過程，也是形成中國技術和服務方案影響力、話語權的過程。在跨境電商、數字出行、短視頻等高頻應用場景中，平臺企業通過提供優質便捷的用戶體驗，牢牢抓住用戶習慣，獲得更多迭代優化算法、接口與交易協議的機會。之后，通過海外投資、合作孵化、開源社區等方式帶動當地創新生態，就會形成多邊互惠的國際化創新正向循環，從而培育基于生態協同與標準輸出的全鏈條競爭力。

　　二是形成數字空間疆域。數字空間疆域成為大國競爭的新型戰略要地，涉及對信息分發、交易匹配、網絡調度的掌控。

　　三是塑造數字軟實力。平臺企業通過日常化、社交化的服務，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用戶情感與認知。例如，滴滴通過應用一系列安全技術與策略，讓巴西、墨西哥相關運營車輛的重大暴力沖突事故3年間下降了53.3%。將安全可靠與中國技術、中國形象關聯起來，是值得珍視的“數字信任”。

　　進一步看，要從“數字規則的接受者”轉向“數字規則的塑造者”，基于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的協商平臺，積極參與乃至引領國際數字經濟治理和標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