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五年規劃、地方政府治理、官員財產公開、農民問題、東亞國家關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胡鞍鋼：五年規劃是中國獨特的發展和治理手段】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撰文指出，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中國的五年計劃本身也發生了轉型，主要表現為從經濟計劃為主轉向全面的發展規劃，從經濟指標為主轉向公共服務指標為主，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從市場排斥型轉向市場友好型。
事實上，中國的五年規劃制定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的。我們將五年規劃編制模式總結為“集思廣益”模式。五年計劃已從單純的經濟計劃轉型為公共事務治理規劃，涵蓋經濟社會運行的主要領域。規劃與市場已成為中國公共治理體系中相輔相成的核心政策工具。
中國五年計劃體制轉型的經驗表明，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巨國，不但要充分發揮“兩只手”的作用，還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充分發揮內腦和外腦的兩個大腦的作用，最大程度降低信息不對稱性、權力不對稱性，中央地方目標一致、激勵相容，既充分發揮了高度的自主性，又保證了高度的統一性。充分發揮“兩只手”的作用，充分結合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使得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收益最大化，既發揮了地方的創造性，又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得治理績效不但大大高于計劃經濟時期，同樣也大大高于成熟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重要來源。
摘編自《開放時代》
【秦暉：農民問題才是處于改革和現代化轉型階段的中國的關鍵性問題】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秦暉表示，我曾幾次表示不同意“三農問題”的說法。“農民”問題，尤其是農民的各種權利問題，才是中國，尤其是處于改革和現代化轉型階段的中國的關鍵性問題。農民選擇進城，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順眼就趕走他們。農民選擇在村，他們的地權就應該得到維護，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搶來，無論“圈地招商建大城”還是“收地拆房蓋新村”，都得以尊重農民的權利為基礎。
可見，我們所說的農業問題很多并非產業經濟問題，我們所說的農村問題很多也并非鄉村社區問題，實際上它們都是農民問題，主要是農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問題的不同表現。今天我國的農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已經很低，真正務農的勞動力和真正安居鄉間的人口占比也在明顯下降，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卻沒有降低。我國獨特的“農民問題”不僅存在于非農產業（所謂的“農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謂的“外地人”）。應該說改革30多年來我國解決農民問題，即農民權利問題上已經取得較大進展，但是該做未做的事還不少。
摘編自《探索與爭鳴》
【周業安:地方政府治理——分權、競爭與轉型】
回顧過去30余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一個逐步分權的過程。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周業安看來，在分權的過程當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關鍵的角色?，F行的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對我國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粗放型增長必然伴隨的諸多問題，如經濟波動加劇、資源浪費、公共品供給不足等。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就需要從創新上加以突破。這個創新不僅僅是技術進步，更重要的是分權體制和地方政府競爭模式的創新。要激勵地方政府實現轉型，就必須建立創新導向的治理機制，這包括合理分權、地方政府良性競爭以及功能型跨區機構的建立和完善等。
摘編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舒心萍：官員財產公示不必總等中央說法】
舒心萍撰文指出，在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方面,各地不能總等著中央有個說法,這種等,只能說明有消極、依賴的思想,不想走創新之路。各地應當大膽開展官員財產公示公開的試點工作,至少也應當先做些宣傳、動員工作,統一官員的思想,哪怕是先一步地逐步推動官員的財產公示,比如,新任職的官員、擬提拔的官員等,也可以先從內部公示開始,積極做一些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預熱工作。
各地在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方面,不應當以猶豫、等待、觀望的態度對待,理應結合自身的實際,超前作為、主動作為,并且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通過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實踐,不斷探索和積累成功經驗,為中央今后決策提供有價值的決策依據。
摘編自《法制日報》
【錢茂偉：小歷史書寫優先于大歷史書寫】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歷史系教授錢茂偉認為，在歷史研究與歷史書寫中，我們強調歷史書寫優先于歷史研究；在大歷史與小歷史書寫中，我們強調小歷史書寫優先于大歷史書寫。由小歷史而大歷史，人人都是歷史學家，歷史離我們并不遙遠，歷史就在我們身邊。公民是歷史的參與者，同時也是歷史的書寫者。歷史系教授們有責任組織小歷史編纂活動，歷史系大學生應成為小歷史編纂的主力軍與倡導者。由點而面，積極推廣小歷史編纂活動，形成小歷史書寫的社會風氣。如果能做到人人有傳，家家有譜，村村有志，小歷史書寫就會進入成熟時期。目前，只能算是發展初期。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史書寫傳統，今天則可以改造一下，將之推廣為公民寫史的傳統。
摘編自《學術研究》
【王義桅：東亞國家關系的癥結與公共外交的使命】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教授王義桅研究指出，東亞國際關系的癥結是國家身份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從縱向而言，東亞國際關系的和諧，是有深厚歷史基礎現實需要的；而其不和諧，同樣是有深刻歷史背景和現實原因。從時間維度說，中日、韓日、中韓關系的糾葛是身份問題。東亞國際關系糾纏于歷史和心理，是沒有自信、沒有成為自己的表現，也是東亞整體上尚未自立于國際社會的寫照。
從橫向上看，東亞國際關系并非限于雙邊、三邊范疇，而是受東亞格局左右，還有著廣闊的時代背景，折射出當今世界的矛盾。中國、韓國要真正理順中日、韓日關系，就急需調整自己的日本觀，從“日本之日本”、“亞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層面重新認識日本。日韓也要正確處理“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關系，而非簡單概之以“中國威脅論”。對于韓國的民族統一大業，中日都應理解和支持；同樣的，對于中國的統一大業，韓日都應給予理解和支持。
摘編自察哈爾學會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