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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鎮非常住人口戶籍改革意愿、“中國式自由主義”、科學研究與期刊、分權制衡、西方民主模式的缺陷、地方債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國家發改委經管所: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社會調查課題組(執筆人:胡杰成)2013年開展了城鎮非戶籍常住人口全國性問卷調查,專題了解了城鎮非戶籍常住人口的籍改革意愿及相關狀況。調查顯示,目前城鎮戶口的吸引力并不突出,農村戶口樣本中愿意轉為城鎮戶口的占31.2%,不愿意的占39.9%;即使是東部地區、巨大型城市的流入農民也沒有表現出很強的轉戶意愿;不愿轉為城鎮戶口的主要原因包括喜歡農村的生活環境、將失去自己的土地、城鎮生活成本太高、在城鎮沒有穩定工作等;年齡越大越不愿失去土地,收入越低越可能因為城鎮生活成本高而不愿轉戶。

  分析結果顯示,農村進城人口不愿意轉為城鎮戶口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喜歡農村的生活環境(個案百分比為74.5%,下為同一比例)、將失去自己的土地(68.5%)、城鎮生活成本太高(68.4%)、在城鎮沒有穩定工作(59.8%)。交叉分析發現,年齡越大,因為將失去自己的土地而不愿轉戶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因為在城鎮沒有穩定工作而不愿轉戶的比例越低。收入水平越高,因為城鎮生活成本太高而不愿轉戶的比例越低。

  如果進城定居,只有極少數進城農民愿意放棄承包地,絕大部分人都希望以委托代種、出租、入股分紅等形式流轉;只有極少數人愿意放棄宅基地和房屋,絕大部分人都希望保留將來養老用,小部分人希望置換城里的住房或有償轉讓給村民,年齡越小、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希望置換城里住房的比例越高。

  摘編自《學習時報》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

  【李澤厚 干春松:“中國式自由主義”是未來政治走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李澤厚在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干春松對談時表示,中國自近代以來有三派:激進派,以譚嗣同為代表;保守派,以張之洞為代表;自由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從康有為注《禮運》開始成為一個傳統的。從其發展路徑看,它與通常意義上的西方自由主義相比有著三個不同的特點,即歷史性、理想性、情感性。西方自由主義注重啟蒙理性,中國式自由主義更重視情感性。在此意義上,“情本體”將成為中國政治哲學的新開端,中國思想框架將呈現出由馬克思主義、儒學和自由主義互相交織的面貌,具有三個特點的中國式自由主義將是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現在中國需要的是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而不是西方式的自由主義;需要的是社會理想,而不是理想社會;需要的是理性主義,而不是情感主義。中國必須經受現代性的洗禮,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在形成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的同時,更應該開辟一條中國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式自由主義的發展路徑,將會成為影響全人類的重大的貢獻。

  摘編自《南國學術》

  【蘭迪?謝克曼:年輕科學家不要淪為制度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2013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蘭迪?謝克曼撰文指出,以《自然》、《科學》、《細胞》為代表的頂級科學期刊,選稿浮華,用不恰當的激勵損害科學研究。它們誤導年輕科學家,讓他們深信成功的唯一標準就是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

  之所以要抵制三大期刊,主要源于其對于發表文章篇數、篇幅都有嚴格限制,且曠日持久,給年輕學者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壓力。而一旦這些期刊成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標準,將導致學者的價值體系錯位:不再將學術工作視作思想結晶,而僅僅是一種"商品"。此外,這些期刊編輯脫離一線多年,難以真正遴選出高質量的論文。面對外界質疑,謝克曼解釋道:自己不過是站在一個老科學家的角度,憑一己之力,幫助那些科學界的年輕學者,不讓他們淪為這個制度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摘編自《文匯報》

  【王占陽:只有分權制衡才能消除“村霸”】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占陽撰文指出,由于缺乏分權制衡,在農村,尤其是在一些經濟利益較多的地方,每隔三年選舉產生的無疑就是“土皇帝”。他們先用賄選等方法獲得權力,再用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獲得更大的非法利益……如此循環往復,一方面,少數村干部越來越富裕和專橫,干群關系越來越緊張;另一方面,選舉也越來越劣質化了,以至于成為了徹頭徹尾的假民主。

  從政治角度看,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落實憲法村民民主自治條款的基本精神。而要落實這種基本精神,那就必須在村民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實行分權制衡。人類政治經驗表明,民主選舉之后還須分權制衡,才能把權力進一步地關進籠子里。否則,當選者的權力就會高度集中,成為任期內的獨裁者,進而導致大量專制、腐敗現象的出現。在最近的烏克蘭事件中,就有這種制度性的導火索。

  因此,保障農村的民主選舉、民主自治的一項根本之策,就是在農村實行村委會和村民會議“兩權分立”的分權制衡。只有把當選村干部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使之不能和不敢以權謀私,才能制止賄選、操縱選舉的動機,也才能普遍地構建起清正廉潔的農村政治。這就是我國當前迫切需要的一項重要改革。

  摘編自《環球時報》

  【張維為:西方民主模式有三大“基因缺陷”】

  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張維為認為,一個非西方國家,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只有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如果西方國家還是拒絕改革,西方整體走衰的趨勢估計還會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國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似乎正在整體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民主模式的最大問題是它的三個基本假設出了問題。這三個假設可以概括為: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這三個假設現在看來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個“基因缺陷”。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李旭章:理性看待地方債及其風險】

  李旭章撰文指出,從全球范圍來看,地方債是一個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出現的經濟現象,在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地方融資平臺實質上也是一種公私合作平臺。這是在特定背景下逼出來的“公私合作平臺”,與政府直接辦公司相比是一個進步,為地方政府在原有體制下有所作為提供了一種嘗試,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需要的是規范,揚長避短;尤其是在我國目前經濟下行風險加大,城市化進程加快的今天,否定地方融資平臺和地方債是非理性的,也是危險的。

  在利用地方債和地方融資平臺的同時,也要采取切實措施防范債務和金融風險。第一,必須控制融資平臺的債務規模和資金成本。控制融資平臺資金來源的增加,降低杠桿化率;控制融資平臺支付的利息,比如與基準利率掛鉤;用市場手段解決道德風險問題。第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財政制度框架。必須建立一個能監管所有融資平臺的全國性體系;評估地方政府資產;編制中期,比如5年預算,包括未來的利息和資本償還;在適當時候放開發行省級地方政府債券;調整央地關系,適時開征財產稅,為地方政府奠定可持續收入來源。第三,整合資產和籌集更多資金。能產生收入的基礎設施可首選作為債券化試點;鼓勵私人部門承擔基礎設施建設;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出售一些非戰略性資產;發行中期債券使債務展期。

  摘編自《學習時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城鎮戶口吸引力不突出,進城農民不愿放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