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家安全、政黨興衰的啟示、協商民主制度、全面深化改革與制度選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困局、日本的東盟政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習近平：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4月15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我們黨要鞏固執政地位，要團結帶領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目的就是更好適應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體制，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
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摘編自新華網
【劉宗洪：國外政黨興衰對中國共產黨的五大警示】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政黨研究所劉宗洪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執政六十多年，在社會轉型期正面臨著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和消極腐敗的危險。我們黨要鞏固黨的地位，有必要追問近幾十年來世界政黨興衰的背后原因，借鑒其中的教訓，努力把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
一、執政黨放棄信仰將失去繼續存在的道義基礎；二、執政黨的內部分裂是喪失政權的致命性因素；三、優秀人才的選拔機制決定執政黨的前途命運；四、黨內腐敗和兩極分化將導致執政黨迅速垮臺；五、軍隊的政治忠誠對執政黨至關重要。
摘編自《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
【歐陽康：協商民主制度下權力運行的特點】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歐陽康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協商民主是相對于選舉民主而言的，協商民主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選舉民主所不具有的很多優勢和特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權力運行的模式，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使社會政治生活變得更加健全和健康。協商民主條件下權力運行有可能出現很多新的特點。
協商民主制度下權力運行有以下幾個特點：民眾權力的階段性喪失變成常態性在握；由單一的從上到下運動轉變為上下互動，相互制約，內在結合；由從中心向四周的單項輻射與發散運動，轉變為中心與周邊的往返投射、相互影響，循環往復作用；由單一的水平運動轉向立體交叉、系統制約、交互運動。
摘編自《光明日報》
【嚴書翰：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問題】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認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完整涵義，一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組成了一個嚴密整體，全面準確地回答了中國特色制度模式選擇問題。前一句話，規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話，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鮮明指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模式選擇必須解決好兩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是根本方向即總道路，二是鮮明指向即具體路徑。這是關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問題。在我國，無論是制度模式選擇，還是全面深化改革，都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基本原則、根本方向是不能改的。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摘編自《求是》
【張卓元：轉方式“轉而不變”困局的主因在于體制和機制】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榮譽理事長張卓元表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提了多年，但轉方式“轉而不變”困局的主因在于體制和機制。我們知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實現由主要依靠資金和自然資源支撐的經濟增長，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技術進步支撐的經濟增長轉變，實現由資源—產品—廢棄物流程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循環型經濟轉變。這么好的理念為何難以推進？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現行財稅、價格等體制，刺激各地熱衷于工業立市和外延式經濟擴張。具體表現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權力廉價獲得農民土地；二是水資源浪費嚴重；三是能源價格低廉；四是礦產品價格低廉。正是這種資源價格低、環境約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摘編自《中國證券報》
【李秀石：日本對東盟實施的安全合作政，給地區安全格局帶來巨大沖擊】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李秀石撰文指出，日本對東盟實施的安全合作政策，給地區安全格局帶來巨大沖擊。日本先以反海盜打開突破口，在馬六甲海峽及東南亞地區確立了準軍事存在。在美國“重返亞太”，菲律賓等聲索國借機侵占中國南海島礁的情況下，日本不但在東海侵占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而且與美國一道在南海支持聲索國挑事，破壞地區穩定。更重要的是，日本改變了亞洲國家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合作勢頭，在東南亞合縱連橫，擴大本國的軍事存在。日本為顛覆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擴軍備戰竭力渲染“中國威脅”，甚至在國際社會制造中日間可能開展的緊張氣氛，對本地區的和平穩定造成嚴重干擾，破壞了區域一體化進程。
日本的所作所為，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少數東盟國家“平衡”中國的意愿，卻損害了東盟集團的凝聚力，干擾了東盟的大國平衡政策。對于既要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又要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還需借助中國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解決朝核等棘手問題的美國而言，搭車亞太“再平衡”展開本國的戰略擴張、竭力膨脹本國軍事存在的日本，既是幫手，也是麻煩制造者。
摘編自《日本學刊》
【斯蒂芬?勞爾：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患“道德疾病”最嚴重的國家】
美國著名過程哲學家、比較哲學家，美國密歇根偉谷州立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斯蒂芬?勞爾在接受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樊美筠采訪時表示，美國最值得驕傲地方的包括兩部分：一是體現在博雅教育傳統中的全人教育，就是對人進行全面的教化；二是大量存在的獨立的具有非凡活力的民間公益組織和義工組織，通過這些組織，公民可以既為自身的利益也為全社會的共同福祉而奮斗。
他同時指出，現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質主義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對消費主義的過度迷戀；導致意識形態僵局的不成熟的將凡事都絕對化的傾向。現代性最大的問題是高分貝地謳歌物質生活而貶低精神生活，貶低我們的人性。正是由于現代性的影響，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患“道德疾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最好的部分已經被現代性最壞的部分所折損。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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