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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利益集團的治本之道是一場“社會保護”運動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收入分配和利益集團的關系、中國教育、互聯網金融、社會信用危機、醫改、中國夢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盧周來:破除利益集團的治本之道是一場“社會保護”運動】

  當代中國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國防經濟研究中心理事盧周來認為,如果沒有一場旨在約束市場和資本的社會保護運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出臺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實,且即使落實了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分配的社會公平問題。中國勞動力工資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與此有很大關系。因此,中國當下要想從治本意義上解決分配公平性問題,也必須有一場旨在約束資本的社會保護運動。政府必須主動控制市場擴張的限度,保護社會免遭市場的侵犯。否則,“市場威脅社會”而造成“社會”的巨大反彈,而且這種反彈可能會對追求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傷。而政府需要采取的關鍵政策就是約束資本,保護民生。

  要發起社會保護運動的前提,也可能是需要一場類似當年真理標準大討論那樣的思想再解放。與35年前的思想解放相比較,這一輪思想解放應該有自己的特色。35年前,因為得益于毛澤東時代幾乎剪除了一切利益集團,改革的最大阻礙其實來自于傳統教條式馬克思主義觀念,因此,改革以真理標準大討論開頭。35年后的今天,對收入分配這項事關中國未來的大改革,阻礙最大的已不是舊觀念,而是既得利益—這恰與35年前相反。因此,這一輪思想解放,也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必須高樹公平正義這桿社會主義旗幟,以觀念凝聚共識,以主義的旗幟匯聚力量,去壓倒特殊利益集團,去拆散舊既得利益格局。

  摘編自《文化縱橫》詳細

  【錢穎一:短期功利主義不可取】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指出,中國教育的優勢有目共睹:基礎知識扎實,平均水平很高。這兩個特點在很多其他國家都不一定能達到。這對于處在“追趕時期”的中國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到了技術前沿,站在了全球舞臺上,我們的創新力和領導力就顯得不足了,主要表現在:一、中國學生習慣的是問實際問題,并且希望馬上知道解決方案,知道明確的答案。這種思維方式代表了一種心態,就是短期功利主義。二、國內大學教師薪酬體系多是‘計件制’薪酬。所謂計件制就是教了多少課時,乘上每一小時是多少錢;發表多少論文,乘上每一篇是多少錢。這種計酬方式容易滋生短期功利主義,帶來急功近利的問題。”我們不能籠統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我們要反對短期功利主義,反對急功近利,反對以立竿見影式的‘有用’來評價結果。短期功利主義對社會的發展、對人的發展弊大于利。”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詳細

  【杜靜:互聯網技術無法改變金融風險標尺】

  銀監會“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起草專家之一杜靜認為,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生態的最大貢獻是,以特有的思維和技術,在發現客戶、合作客戶和互動客戶中,實現了市場力量的主動轉化,將分散的市場單體通過集合形成新的市場力量。但這一耀眼的“光環”,也掩蓋了互聯網技術不能改變金融風險“標尺”的缺陷。互聯網金融公司市場角色的特殊性,以及“推量逐利”、“小貓釣魚”、“賺錢賺人氣”的行為方式特征,又持續遮蔽了這一缺陷。金融業務尤其是資產類業務的風險管理,是一項需要時間與空間、經驗與教訓、體制與機制、財力與智力、有形與無形、過程與結果等不斷積累、調整和優化的使命和系統工程,需要體現更多的個性化、差異化、動態化和特色化因素,需要通過難以想象的付出甚至失敗才可能完成。互聯網技術短期內難以做到。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詳細

  【黃曉曄:信用與社會控制——社會信用危機的新視角】

  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黃曉曄指出,從社會控制的角度看,信用危機是社會缺乏有效的控制機制而導致的失范現象。社會控制既是一種手段和方式,也是一種社會結構所體現的功能。社會控制機制與社會結構的契合程度影響著一個社會的信任或信用特點及其狀況。如果一個社會處于人口不流動中或以戶口和檔案制度來約束人口流動,那么道德、關系網絡與單位制將成為這類社會的有效控制手段。如果一個社會結構借助于市場機制讓人口任意流動,那么再借助于原有社會所形成的控制力來維系信用將很難奏效,此時的社會需要尋求新的約束機制。遺憾的是,由于這樣的機制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導致了中國信用危機的爆發。因此,治理信用危機,既不能簡單地移植西方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原有社會控制方式,更不能偏向于某一領域的局部治理,而是應基于現有的社會結構,在制度層面建立起系統的社會信用體系。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詳細

  【楊燕綏、胡乃軍:用中國式辦法破解醫改難題】

  清華大學醫療服務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清華大學醫療服務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胡乃軍指出, 中國醫療體制改革面臨著更系統化和更深層次的巨大挑戰,必須深化體制和機制的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工程。但中華民族文化飽含救死扶傷的天使色彩,只要以人為本,糾正價值取向、理念和體制的偏頗,就一定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1.建立醫療服務體系的第一要義是可及性。“看病難、看病貴”是當前反映最為強烈的社會熱點問題,其本質就是反映了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較差問題。2.建立有效的醫生考核激勵機制,調動醫生積極性。3.引入醫療保險智能審核功能,提高精細化管理水平。4.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發揮醫療保險的監督服務功能。

  摘編自 《21世紀經濟報道》詳細

  【韓喜平:實現“中國夢”需要把國家和民族作為個人的第一尊嚴】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導韓喜平認為,中國夢蘊含著個人、國家和民族的夢。因此,中國夢是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息息相關的。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每個個人的尊嚴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尊嚴緊密相連。在“中國夢”的視角下,我們必須首先著眼于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具有民族憂患意識,理性面對當代的國際形勢,抓住“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把個人的尊嚴與國家民族的尊嚴更加緊密地關聯起來。個人的尊嚴與國家民族的尊嚴是統一的。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來自于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無條件的敬重。中國夢的實現,恰恰需要中國人建立一種普遍的對國家和民族的敬重感,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政治信仰。可見,個人的國家和民族尊嚴是一個人的政治信仰的體現。它構成了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意,當然,也是中國夢得以實現、民生尊嚴得以確立的基本條件。

  摘編自《學術前沿》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破除利益集團的治本之道是一場“社會保護”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