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大國責任、學術權貴、中國教育、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老舊小區改造、社會整合模式向社會合作模式的轉變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羅建波：中國應承擔什么樣的大國責任】
羅建波撰文指出，中國履行國際責任，自然需要與西方主要大國進行合作與協調，共同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但中國的國際責任不是分擔西方大國的霸權成本，更不是去維護它們的私利，而主要是維護并增進發展中國家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經濟上，以“正確義利觀”推動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當前尤其需要注重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做到“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在安全上，與時俱進地理解“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建設性參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事務，更好地彰顯中國人的世界情懷和人道主義精神；在治理模式上，與發展中國家分享經濟社會發展、制度建設和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經驗，以此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并增進中國在世界發展領域的話語權；在國際秩序上，中國的責任不僅只是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穩定，也要積極推動國際秩序的改革、促進國際正義的實現，從而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營造一個更為公平、公正的國際環境。即便是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發展中國家仍將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主要區域。
摘編自《學習時報》
【聶保平：學術權貴成為制造“學術貧民“的隱形力量】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聶保平認為，學術權貴是指那些占據學術系統的要津，對學術資源具有分配權和對學術活動具有主導權的學者。據實而觀，一些學術權貴也曾是“知識精英”，也曾以學術為業，求索和傳播真知，為中國教育和知識的系統化和現代化付出了艱辛努力。令人扼腕的是，這些人后來逐漸遠離乃至破壞了知識精英本該有的真知生產和德性培育基本職責，轉而有意無意地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虛化學術價值，庸俗學術精神，進而成為制造“學術貧民”的隱性力量。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錢穎一：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是中國教育首要問題】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認為，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杰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我們使用的“人才”一詞，確切地說，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強調的是“才”，關注的是“三力”：創造力、分析力、領導力。“有才之人”強調的是“人”，人有“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度量“才”的詞是“成績”、“成功”、“成就”，形容“人”的詞則是“自由”、“快樂”、“幸福”。人的教育應該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發展的教育。如果我們把對培養不好真正的“人”的憂慮放在對培養不出拔尖創新“人才”的擔憂之上，那么中國的教育就會有新面貌。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那么“人的現代化”就應該是最高層面——價值層面的現代化。這就是為什么“人”重于“才”。
摘編自《文匯報》
【彭建國：混合所有制經濟應打破五種界限】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混合指的是不同經濟成分的混合，為此必須打破五種不利于混合的界限。一是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界限。打破所有制界限，使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更好地融合。二是中央與地方的界限。目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國家統一所有、各級政府分級管理。發展混合所有制，應打破層級界限，使中央企業與地方企業更好地結合起來。三是系統內與系統外的界限。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打破監管系統界限，形成全國一盤棋。四是產業與金融的界限。金融資產數量大、分布廣泛，產融結合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應打破產業界限，使實業與金融有機融合起來。五是國內與國際的界限。國有企業引入國外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僅可以拓寬融資渠道、轉換經營機制，還可以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國際市場開拓，從而達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目的。
摘編自《人民日報》
【李培林：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議題和經濟體制改革不一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李培林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議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議題是不但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還要處理好市場與社會的關系。過去政府代辦一切，包辦社會的一切事務。但是市場經濟發展以來，很多的社會事業領域也都引入市場機制，比如說我們的醫療、教育等。所以必須要弄清楚，哪些社會事務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承擔，哪些需要各自分擔。不是說市場就不能夠在公共領域里發揮作用，很多領域里肯定還是要發揮市場一定的作用，但是要厘清，哪些事情應該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哪些事情需要通過政府調控和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就是要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的共治局面，創新社會治理，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
摘編自《北京日報》
【王道勇：實現社會合作模式轉向的基本路徑】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副教授、副主任、社會學博士王道勇指出，實現社會整合模式向社會合作模式的轉變，需要處理好三點基本問題。一，對社會矛盾應對中的基本關系進行定位。一方面，處理好社會活力與社會秩序的關系。另一方面，處理好維穩與維權的關系，標本兼治應對社會矛盾。二，以主體多元化奠定社會合作的基礎。社會矛盾的應對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本質是以人為中心和目的、對具體的人的治理。社會治理不當極易使政府自視為唯一的社會管理主體，而所有社會成員則被視為治理對象。三，實現多種社會合作模式的全面回歸。一是，通過社區回歸發揮充分自發性社會合作模式的功用。二是，通過強調主體參與來完善自覺性社會合作模式。三是，通過道德重建推動自為性社會合作模式的發展。
摘編自《教學與研究》雜志
【王健：老舊小區改造可收“一箭四雕”之功】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王健指出，在宏觀經濟下滑和產能過剩并存時，政府以自主創新全面推進老舊小區加固宜居節能工程，可以收“一箭四雕”之功：一、重大的民心工程。從居民安全出發，采取樓房加固措施消除隱患，防止更多的老樓提前壽終正寢，讓廣大居民踏踏實實地做安居樂業的中國夢。讓老人做好頤養天年的老年夢。二、中國經濟新增長點。（1）老舊小區改造刺激中國實體經濟增長。（2）社會投資增加，促進實體經濟增長。（3）刺激社會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促進實體經濟增長。三、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老舊小區改造刺激諸多行業的增長，形成刺激經濟增長的產業鏈，迅速地解決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給中國經濟轉型和企業自主創新留出時間和空間。四、在增加社會財富存量的同時彰顯國家治理能力。老舊小區改造增進了居民住房的質量和價值，改善而不是破壞原有的居住生態，從源頭上避免了大拆大建引發的社會矛盾，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顯著地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