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依法治國、媒體融合、省部級一把手腐敗、中國國際形象的樹立、當前央地關系、富人治村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王利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著力點】中國人民大學王利明表示，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大大加速了我國的法治建設進程。中共中央提前兩個多月將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確定為“依法治國”，凸顯了四中全會對依法治國這一問題的重視。四中全會將就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行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程制定“路線圖”。
依法治國，本質上就是要用良法治國。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眾的認同，充分發揮法治的效力。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依法治國，要落實黨的依法執政方略。這就要求黨必須實現執政方式的轉變，要明確黨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不能擁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依法治國，要求全面實現依法行政。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落實行政機關的職權法定，“法無授權不可為”。法治政府，一定是有限政府。 依法治國，要求加快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只有深化司法改革，切實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才能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依法治國，要求建設法治社會。建立法治社會就是要全社會成員有序參與法治建設進程，真正實現民主的法治化，人人守法、和諧有序。
摘編自《光明日報》
【郭全中：互聯網媒介是媒體融合的最佳媒介和基礎】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高級經濟師郭全中指出，媒體融合要真正有效果，就必須以互聯網為融合主體。首先，傳統媒體的融合思路走不通。互聯網發展以來，傳統媒體采取了 “報網互動”等融合方式，其思路是以傳統媒介來整合互聯網媒介，但是效果不佳，也證明這種思路行不通，這就要求創新思路，尋找最佳的融合媒介。其次，互聯網媒介才是媒體融合的最佳媒介。一是傳統媒體的功能是互補而不是替代；二是互聯網媒介功能對傳統媒體是完全替代關系。基于上述分析，傳統媒體融合互聯網媒體根本不成立，而互聯網媒介才能完全融合各種傳統媒介，因此，互聯網媒介是最佳的融合媒介和基礎。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喬德福：省部級一把手腐敗特點、趨勢和風險防控機制創新】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喬德福指出從官方網絡媒體上收集了改革開放以來到2013年底已經受到判刑、黨紀政紀處分或免職立案調查的54位省部級一把手違紀違法犯罪信息，研究指出，省部級一把手腐敗具有窩案串案近七成，索賄受賄超六成，帶病提拔過半數等特點；呈現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年齡越來越小，潛伏時期越來越短，腐敗方式越來越隱蔽等趨勢；腐敗風險點集中在房地產、企業經營、生活腐化墮落、親屬貪利、買官賣官等領域；防控腐敗風險在于創新權力配置、權力監督、民主選拔、干部交流、干部管理體制機制。
摘編自《理論與改革》
【孟威：當代中國國際形象的樹立主要源于“他塑”】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孟威任務，在“西強我弱”的國際傳播格局和傳播語境中，中國話語的影響力顯得微弱。最新的調查顯示，當代國際受眾借助于西方媒體了解中國的信息獲取率高達 68%，經過其他國家了解中國的有10％，僅有22％的受眾從中國媒體了解中國。這表明，當代中國國際形象的樹立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中國媒體的話語空間遭到嚴重擠壓。而國際上關于中國的報道，從選擇角度、新聞素材到敘事結構、觀點安排無不充斥著西方觀念、標準、立場和邏輯，連“中國議題”也往往為西方媒體所設置，中國故事不僅得不到真實呈現，還常常被誤讀、歪曲甚至“妖魔化”。
只有不斷提升傳播能力，在國際傳播中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才能真正講述好中國故事、傳達好中國聲音、書寫好中國歷史，也才能糾正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偏見。積極運用網絡新媒體傳播手段推動對外傳播，形成資源共享、立體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對外傳播模式，提升中國話語影響力。引導媒體建立以效果為導向的傳播意識和話語體系，處理好“講道理”和“講故事”的關系，既闡明立場和觀點，又潛移默化達到說服效果。 緊緊圍繞中華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針對“信息需求”闡述“中國價值”，構建中國話語體系。
摘編自《光明日報》
【宣曉偉：當前央地關系仍處在"集權"和"放權"進退失據的"治亂循環"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宣曉偉認為，當前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仍然處在“集權”和“放權”進退失據的“治亂循環”之中。考察傳統中國和建國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演變的事實，可以看到當前的“治亂循環”與中國傳統王朝的“周期循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長期的歷史脈絡中，中國關于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邏輯和模式具有很強的延續性和共性，當前國家建設所面臨的基本矛盾、困難與傳統帝國時期并無實質性改變
在討論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未來應該如何再做調整之前，我們需要看一看較為成功的現代國家是如何來處理它們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即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其中央與地方關系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在一個民富國強的現代國家，其中央與地方關系多呈現以下三個基本特征：一是能充分保證強大中央對整個國家的統一領導；二是能充分發揮地方的自主性和活力；三是擁有相對完善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協調機制，能夠以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較好地解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摘編自《中國發展觀察》
【魏程琳、徐嘉鴻、王會：富人治村破壞了基層民主政治、損害了基層治理權威】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魏程琳、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徐嘉鴻、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王會撰文指出，富人治村作為中國基層精英政治的常態在傳統時期表現為鄉紳治村，在今天表現為私營企業主治村。傳統鄉紳治村以榮譽為取向遵循地方道義倫理準則，能夠實現集權國家的“簡約治理”，從而保證了基層秩序的長期穩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在基層實行法律主義民主政治。然而，在今天的富人治村實踐中富人以金錢投資收益為取向，破壞了基層民主政治、損害了基層治理權威。當下富人治村的主體是經濟實力雄厚的經濟精英，他們治理村莊的合法性來源于國家“雙強雙帶”的政策和村落選舉。縣鄉政府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更加希望富人當選村干部，他們選人的標準側重“強謹”和“訾次”。富人治村的動機大多是功利主義的考量，他們的賄選投資要么從國家項目、村莊公共資源中得到回報，要么從工商稅收、銀行貸款、企業項目優先條件中獲得平衡。富人從參政競選之初到治理過程再到治理后果的整個過程就是金錢的投資收益過程，其中沒有富人的道德許諾/義務，也沒有村民的道德期待，在金錢重塑的新政治規則下，所有村民都希望從富人的政治權力游戲中獲得一份收益，缺乏民主訓練的多數村民對賄選持默許態度，結果受到損害的卻是中下層人，我們將這種政治形態稱為“金錢政治”。在國家法律政治、村干部的金錢運作和“無政治農民”的弱道德期待合力沖擊下，中國基層政治正在“去道義化”并出現新的治理危機。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