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28日，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迎來了他的第2565個生日，北京、曲阜、南京、長沙以及臺灣等多地舉行了形式多樣、異彩紛呈的的祭孔大典，并吸引了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祭拜，紀念這位以仁者愛人的儒家經典傳承幾千年的偉大先賢，以禮樂教化的思想體系影響無數人的精神導師。那么，儒家思想為何能夠流芳千古經久不衰？它對于當今社會有何借鑒意義？在新時期、新環境下的今天，我們又該怎樣看待和利用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經典？為此，光明網記者采訪到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國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李翔海教授，請他詮釋儒家經典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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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滿足民眾發自內心、立足生活的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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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祭孔大典吸引了各階層群體的廣泛參與，體現出普通民眾對于儒家思想具有自覺或自發的、較強的精神認同感，以及一種發自于內心、立足于生活的一種內在需要。
小到一個個體，大至一個民族，其自身的歷史與傳統，都與其特定的文化系統發生聯系，這種聯系是深入人們內在之中的。我們常說中華民族，而事實上，它并非只是一個純粹的種族型概念，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文化屬性上的內涵和意義。換言之，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一方面，中華民族是中華文化的締造者和傳承者，是孕育中華文化的堅實土壤；另一方面，中華文化又是中華民族成長、發展、振興的精神見證，若沒有薪火相傳的中華文化，很大意義上歷史深厚的中華民族也將不復存在。
中華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的、親切的精神家園。所以說它親切，是因為它是千百年來與中華民族內在的、血脈相通的一種文化特質。而精神家園是否存在，直接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念是堅不可摧還是虛無縹緲，對于民族能否安身立命，毫無疑義具有根本性作用。
而談及中華文化的主體，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稱為核心的，至少是核心之一的，當之無愧便是儒家學說。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最典型的一個特征是儒道互補，由此可見，儒家與道家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強大骨干。而二者之中，儒家學說又因直接反映民眾生活的日用尋常，與大眾的聯系尤為緊密。作為一門以教化民眾“該”與“不該”做什么、允許與禁止做什么、提倡與反對做什么的學說，儒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標尺的角色，發揮指示的作用，因而對普通民眾而言非但不是空中樓閣、曲高和寡，反而具體作用于人們的言行之中。
一個民族，總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文化方式。對于中國人而言，儒家思想是塑造中華民族、升華其特殊生存方式的歷史積淀和深厚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習近平總書記將優秀傳統文化作為當今社會的基因和根蒂，的確所言非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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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滲透日用尋常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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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儒家文化對民眾的影響早已滲透生活中的細枝末節，甚至有時人與人發生摩擦、爭吵、口角，這其中也能看到根治于骨髓的儒家文化。譬如，批評他人時，我們常常詰問“你怎么不講道理”，這句話聽來似乎不足為奇，但其實，無論“道”或是“理”，都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之中最核心的部分。
再比方說，我們有時會批評一個人“不講良心”，而“良心”恰恰是儒家文化當中，在人們進行道德行為和道德選擇時，一種指導內在、主體的重要警示機制。也就是說，一個人之所以能夠自覺做出正確的道德行為，規避不正確的道德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良心”的一念之警醒。由此不難看出，即使是“道理”“良心”這樣看似平淡無奇的言語，也處處體現著儒家文化與民眾日用尋常間密不可分的聯系。
眾所周知，儒家學說是由孔子創立的，最具典型性、最能集中體現孔子思想精髓的著作是《論語》，但殊不知，大多數人都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處于“日用而不覺”的狀態，日常生活中我們用到的許多俗語、習慣用語，均可在《論語》中找到出處。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可謂信手拈來。“三十而立”、“見義勇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盡善盡美”、“一以貫之”、“舉一反三”、“后生可畏”、“過猶不及”、“欲速則不達”、“和而不同”、“道聽途說”、“患得患失”等等，不勝枚舉，這些都側面表現出普通民眾與儒家學說的息息相關。經過幾千年來的歷史積淀，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的主干之一，早已經年累月中深入普通民眾的血脈之中，在“日用而不覺”的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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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信仰缺失論”，是對中華文化認識膚淺的狹隘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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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我們發現，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浪潮之后，有一些人對傳統文化是否會在長期劇變中斷裂產生了憂慮，當代中國喪失信仰的言論也不絕于耳。其實這種擔心不僅大可不必，相反，恰恰是對中華民族認識膚淺、流于表面的一種表現。16世紀，一些耶穌會士（即如今的基督教徒）來華傳教，令他們不可思議的是，在中國遼闊的國土之上、眾多的人口之中，沒有任何所謂的“神”“上帝”作為信仰支撐，卻比當時的許多西方人更加思想充實、精神愉悅。
事實上，中華民族只是不同于西方國家，沒有類似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自身的特定信仰心態卻是貫穿古今的。而這種信仰與儒家思想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例如，中國人倡導一種最基本的倫常規范，強調一種最直接的道德準則 “父慈子孝”，即為人父者應當對子女心懷慈愛，反過來，子女也應當孝敬雙親。它并非對職責和義務的簡單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在此過程中收獲了關乎生命、超脫死亡的終極價值與意義。這是因為它要求，一方面意味著為人子女者，要繼承父母的生命精神并發揚光大；另一方面，為人父母者，也要自覺為子女在精神上樹立榜樣，并盡可能創造有利于子女身心發展的諸多條件。而這兩方面便共同構成了一個人所要肩負的人生使命。向前回溯，可以看到自身的生命與生命精神，都與父母及祖先一脈相承；向后展望，又可以看到寶貴的生命精神在子孫的世代相傳中生生不息。這時，每個人有限的生命長度，都轉化為其所在無限生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由此不難看出，即使是普通民眾，通過父母子女這樣最簡單的血緣紐帶和綱常倫理，也得以將自身與祖先、與后代的生命精神緊緊維系。這便是一個確立信仰、踐行信仰的過程。
而反觀基督教，盡管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毋庸置疑，但具體到中國而言，中國主流的信仰方式與基督教信條大不相同，相反，與馬克思等人倡導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內在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因而，類似基督教這樣的宗教，并不能滿足當代中國的信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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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儒家思想廣泛影響著許多國家的思想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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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思想文化是無國界的，而從古至今，儒家思想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早已不僅限于中國。在其長達兩千余年的發展進程中，有兩個重要的時間點，成為儒家思想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一個時間點發生于公元13世紀，即宋明理學成熟之后，這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階段。即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等人，在由宋至明時期，在原始儒家的基礎上，融合道家道教，以及由印度傳入的佛教，創新為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全新思想體系。由于宋明理學是僅次于先秦儒學，即孔孟荀等先賢大哲創立的學說之后，儒家思想又一次大放異彩的重要階段，因此可以說，朱熹可稱為僅次于孔子，第二位對儒家思想作用非凡的人物。他不僅極大促進了宋明理學的蓬勃發展，更推動了以宋明理學為表現的儒家思想對包括朝鮮半島、越南、日本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產生廣泛影響。對此，一位日本思想家甚至提出，儒家思想對于傳統東亞社會塑造而言，其意義之甚遠，不亞于馬丁路德對于基督教的新教改革。雖說這一觀點見仁見智，但其是否有失偏頗暫且不論，但至少能夠肯定的是，儒家思想在當時就已經跨出國界，對周邊國家產生影響。
而第二個時間點，同時也是在全球范圍內對其他更重要的國家、產生更突出歷史意義的時期是在17、18世紀，對啟蒙時代的歐洲具有廣泛性影響。當時的歷史背景正值16世紀，上文提到的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基督教教義、以及一些西方科學技術隨之傳入。與此同時，他們也將以宋明理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帶回歐洲。中國文化與當時歐洲的主導文化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在歐洲文化理念中，“神”依舊占據著牢固的中心地位，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則倡導以人為中心。當時的歐洲迫切希望舉起“人”的旗幟，這種情況下，儒家思想無疑為探索人本思路的歐洲帶去一絲曙光。因此，像狄爾泰、魁奈等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均深受儒家思想啟發，汲取大量營養，從中接過并高舉起“人”的大旗，作為對抗神學的有力武器。北大曾有一位朱謙之先生，他在40年代就出版一部書籍，專門介紹中國文化對17、18世紀歐洲的影響。而以法國、德國為主的一些歐洲國家，時至今日也有許多學者對此進行著孜孜不倦的研究。
進入當代，儒家思想對于各國的廣泛影響力和吸引力仍未消減。例如，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文明沖突論”時，稱當時的中國為“儒教國家”，在世界比較文化中突出注意到中國的特殊性。又如，有一位中文名為“南樂山”白人學者，自小受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卻愿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以儒家思想自問，由于在美國波士頓地區任教，故自稱“波士頓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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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體系中“仁”的稀缺性，決定其對儒家思想的精神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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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之所以能夠被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人兼收并蓄，兩個最基本的原因不可或缺。
首先，從普遍性角度來說，整個人類的文化，說到底都是人精神的外化，因而就“人”這一個體而言，無論是內在的生命結構，還是外在的所處環境，都存在一定共性，具備一般意義上的普遍特征。這就導致了不同國家雖然語言各異，但在思想共同性上總能受到其他國家的理解和接納。
其次，具體到儒家思想自身而言，在世界比較文明系統之中，它呈現出不同于其他文化的諸多特質。它重視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從對方的角度為其履行義務。這就與西方思想體系中推崇的“自由”“人權”“平等”等，完全從自我權利出發考慮問題的現代倫常規范大相徑庭。西方追求的個人主義，一旦從合理層面走向極端邊緣，純粹追逐自身權利最大化，置他人于不顧，甚至不惜以損害他人權利為代價滿足自身需求，一系列問題便會接踵而來。因此，儒家學說所宣揚的倫常規范，可實現某種程度的補救，完善其自身文化系統中的稀缺，催生全新的文化需求。
鴉片戰爭后，嚴復等人翻譯了《物種起源》，并將其主旨高度概括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就是說，競爭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只有生命力旺盛的強者才有立足之地，弱者則只會被無情淘汰。這是西方文化的一種觀念。而中國文化則截然不同。例如孔子在《論語》中有一句話，“既來之則安之”，其完整表述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意思是說，如果遠方有人對中原心懷不服，我們要做的并非用強大的武力去鎮壓，而應該反省自身，歸結為自身德行不夠，只有通過繼續修為，使自身的德行更充分地得以顯發，才能是對方心悅誠服地與我們交好。這就傳遞出一種與以強欺弱相反的，強者更應當盡己所能幫助弱者的思想觀念，這種同情心也吻合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理念。
當代世界，隨著優勝略汰成為社會廣泛適用的基本信條，隨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處理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關系的通用準則，隨著西方文化日益占據主導地位，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則更顯難能可貴。畢竟人是極其復雜的，由人組成的社會也往往是各種矛盾的集合體，因此，若簡單遵循“恃強凌弱”的規則打壓弱小勢力，勢必引發許多弊端。這也就解釋了如今的美國，為何自身擁有雄厚的實力缺屢遭困境，最典型的便是其與伊斯蘭教國家間盤根錯節的沖突。儒家學說得以與全球范圍內的文化碰撞對話，其內在必然性便體現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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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對待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文化，賦予其順應時代要求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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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繼承和弘揚儒家思想，以及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要秉持“與時俱進”的原則，使其更好地為己所用，順應當代全新歷史條件下的發展需求。首先，要用建設性的視角和心態審視儒家思想，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繼承傳統文化常懷自覺的責任感和較高的崇敬之心，要摒棄過去出于某些特殊歷史原因，以“重批判、輕繼承”的簡單理念對傳統文化盲目否定。這是一個基本前提。
與此同時，正如任何事物都存在兩面性，對待儒家思想，也需要堅持辯證性原則，輔之以靈敏的批判意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盡管“精華”和“糟粕”的區分是一個復雜的實踐性命題，但在觀念上必須要有明晰的認知。
誠然，很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成就卓著，但其暴露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西方國家在此過程中走過的彎路、面臨的障礙、遭遇的陷阱，我們不能如法炮制，而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使其發揮在規避絆腳石、鋪平道路過程中的建設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反對“食洋不化”，摒棄過去單純的“學習西方”，對西方完全照搬照抄。然而另一方面，時代發展一日千里，古代和今天千差萬別，同一文化資源所要面對的問題也迥然不同，因此，我們也要反對“食古不化”，對古代的東西依樣畫瓢同樣不可行。
對于傳統文化不可避免的內在局限性，我們要保持清醒認知，對傳統文化中落后于時代發展的部分，需要大刀闊斧地重塑再造，用全新視角加以創造性解讀，賦予其順應當前發展要求的時代特征。例如傳統文化倡導“忠”。對于“忠”，我們曾經一度全盤否定，狹隘地把“忠”與“忠君”等同起來，進而認為忠于“君”這個封建制度的產物，也應當堅決反對。但事實上，雖然“忠君”在中國古代社會或許是“忠”內涵中最重要的方面，但絕非全部，甚至并非“忠”的本意。對于它的本意，朱熹曾做出解釋，“盡己之謂忠”，即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才可稱其為忠。因此，時至今日我們固然不再需要“忠君”，但忠于職責，盡忠職守，對黨、民族、人民忠誠不渝，這些都是責無旁貸的。因此，既要堅持“忠”包含的好的德行元素，又要剔除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對“君”的盲目愚忠。創造文化的最終落腳點，是要創造出既屬于我們自身、代表傳統文化基因，同時又展現當代風貌、與特定時代要求相一致的現代文化。
（光明網記者 張心怡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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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鄧拓在《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陸續發表雜文，這些雜文敢于正視現實，大膽評論各種不正之風， 并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于一爐，發人深省。光明網現推出《新燕山夜話》專欄，承繼《燕山夜話》的品格和精神，聚焦當前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核心體系建設中的熱門話題，邀請各領域、各行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以有聲評論的方式進行深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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