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慈善應上升為國家社會戰略計劃、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要走出兩種誤區、法治行政文化、教育系統的常規管理、我國銀行業五大發展趨勢、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貢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劉振杰：慈善應上升為國家社會戰略計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劉振杰指出，生存型慈善往往只著眼于對象的現時需要（比如生計等），發展型慈善事業不僅僅是扶危濟困的補充型保障工具，而且更加注重對象的長遠發展，并逐漸成為整合社會資源、提振社會精神、塑造社會信仰、重整社會秩序的國家重器。當前及未來的慈善事業應該在充分保證弱勢群體基本生活的基礎上，向著促進弱勢群體乃至整個國家和民族全面發展的方向邁進。
從反應型向戰略型轉變慈善可以彌補政府與市場的失靈，關照政府難以觸及的領域。但是，慈善不應只是被動地救急、救火、拾遺補缺，而應主動與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并上升為國家社會戰略計劃。尤其在市場作用日益明顯、社會訴求不斷升級的時代背景下，慈善事業的戰略意義不可低估。小至一個組織、一家企業、一個社區，大至一個區域、一個國家，必須依循戰略思維將慈善事業的盛衰與其長遠發展結合起來。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馬寶成：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要走出兩種誤區】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馬寶成認為，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要確立兩個理念，走出兩種誤區：一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存在“要不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更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這樣一個人為地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立起來的問題；二是，確立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地位，也絕不是把法治簡單地當成可有可無的工具手段，有用則用、無用則棄，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強調在黨和法治之間，兩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關系。
摘編自《解放日報》
【周文彰：法治行政文化是行政文化的基本形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行政文化委員會會長周文彰指出，法治行政文化是伴隨我國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而提出來的。要實現法治國家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愿景，立法機關、執法機關、司法機關承擔著重大責任。在這種背景下，行政文化作為公共行政管理的靈魂，就要刻不容緩地圍繞法治而系統建構，弘揚法治行政文化。
當然，完善的行政文化內在地包含著法治內容，我們提出法治行政文化并不是要重新命名行政文化。正像“人民共和國”內在地包含法治，我們仍然要提出建設“法治國家”一樣，我們提出法治行政文化，是為了突出法治在行政文化中的基本地位，是為了突出法治在當下行政文化研究和建設進程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的底線。由此，我們也可以說，法治行政文化是行政文化的基本形態。
摘編自《光明日報》
【程方平：不能使教育系統的常規管理長期處于“救火隊”的狀態】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撰文指出，任何重要的教育改革都需要合理合法的頂層設計和宏觀思維，但也不能沉醉于空中樓閣，不接地氣，使一線的教師和廣大民眾摸不著頭腦。一味強調“想大事”“辦大事”，而瞧不起扎扎實實做具體工作的做法，是極不負責的表現。許多教育管理者看起來似乎并不起眼的問題，卻極有可能關乎中國未來人力資源的整體質量，且可能引發大問題。應該強調，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需要頂層的整體設計和宏觀把握，不能使教育系統的常規管理長期處于“救火隊”的狀態。關鍵問題是，我們的頂層設計、宏觀管理如何把握最基本的原則，如何使正確的設計和決定有效地、全方位地落地。
不可否認，幾十年來廣大教師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改革經驗，形成了期盼和支撐教育綜合改革的肥沃土壤。大家普遍遭遇的困境和問題是，許多微觀的積極探索受制于中觀（學校或地區）和宏觀（國家與主管部門）層面的體制性障礙，頂層設計與底層實踐在語境、需求、行為方式、關注角度、努力方向等方面，都有明顯的錯位，致使許多看來理想、合理的改革探索無法操作和落實。可見，中國教育的綜合改革需要兼顧頂層設計與底層關懷，注重適宜理論與基層實際的結合，將改革努力落到實處。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龔明華：未來我國銀行業的五大發展趨勢】
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龔明華指出，在經濟增速放緩和金融改革提速的大背景下,我國銀行業轉型升級也在艱難前行,把握住銀行業未來發展的五大趨勢，才能更好地適應未來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一，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將進一步深化；第二，銀行業經營模式將進一步差異化；第三，金融脫媒趨勢不可逆轉；第四，信息科技發展帶來新的挑戰與機遇；第五，銀行業發展穩步走向國際化。
摘編自《經濟日報》
【單文華：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貢獻有望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來實現】
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單文華指出，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貢獻更有希望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來實現。作為習近平主席立足中國對外開放和區域發展的新形勢提出的偉大戰略構想，“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體現出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調整與演進。在此之前，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向東、向沿海開放，著重于所謂“海權”的實現與發展。如今有關海權的國際規則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國際社會格局比較穩定，因此“陸權”的確立與發展也必須提上日程。增強中國與歐亞大陸的聯系本來就是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應該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手段，以經貿合作為主要形式。而具體的實現路徑可分為貿易合作、能源合作、基礎建設、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與合作。而這些具體的合作目標需要通過各種完善的協定來實現。
摘編自 中國社會科學網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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