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司法制度、經濟發展新動力、地方集權、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新媒體與輿論引導、學術評價體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胡云騰：人民法院工作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司法制度的最大特色】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胡云騰指出，人民法院工作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我國司法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人民法院開展工作最大的有利因素。《決定》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政法戰線要旗幟鮮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就是要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實施好依法治國這個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既要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不動搖，又要加強和改善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不斷提高黨領導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要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我們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黨既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黨內法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內容，要自覺維護黨的政策、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權威性，確保黨的政策、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
摘編自《紅旗文稿》
【丁文鋒：全面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國家行政學院信息技術部主任、教授丁文鋒撰文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的判斷，而且指出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堅，突出創新驅動”。根據筆者的理解和體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于創新，在于全面的產業創新、消費創新和區域創新，特別是要重視向科技創新和信息化要動力。一是要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要動力。二是要向大力發展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要動力。三是要向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要動力。四是要向消費創新和消費熱點要動力。五是要向區域創新發展要動力。六是要特別重視向科技創新和信息化要動力。
摘編自光明網
【姚桓：政令執行過程中地方過度集權的表現】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兼職教授、北京市委黨校教授姚桓撰文指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相應的簡政放權，“地方主義”、“分散主義”、“本位主義”等急劇發展膨脹，中央政令在執行中大打折扣。政令執行過程中地方過度集權的表現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1.從地方保護主義和局部利益出發，實用主義地解釋和傳達中央政令，并“選擇性”執行。2.在“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執行中央精神”的正確口號下大搞變通，塞進地方主義、本位主義的私貨，結果，“情況特殊”、“要符合實際”成為不執行中央政令的擋箭牌，“創造性”成為“歪曲性”。利用政策執行和政策檢查中的不完善之處，打擦邊球，鉆空子，使不執行政令得到“合法性”。3.搞“土政策”，以花樣繁多的“對策”應付政策，以致“對策”完全取代政策，久而久之，老百姓已經把“對策”誤認為是政策。4.在加快發展和大膽改革旗號下違法行政；文明執法成為口號，暴力執法相當普遍，對正常執法粗暴干涉。5.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謊報地情民情，封鎖消息，欺上瞞下，報喜藏憂。
如果政令不暢通的問題不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制定的改革藍圖將難以實現，原有的改革紅利也會逐步耗盡。發展下去，將會嚴重影響整個國家的運轉與管理；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動員組織能力；一些“天高皇帝遠”之處可能出現“土圍子”，甚至造成民怨沸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如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使中央政令暢通全中國，成為保證下一步改革成功的關鍵性措施。這也是執政黨面臨的巨大挑戰。
摘編自《人民論壇》
【侯建軍：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侯建軍認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正處于由政府主導向市場化交易的過渡階段，還沒有完全步入制度化、規范化、市場化軌道，在農民權益保障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和不足。從人民法院辦理的相關案件看，主要存在以下五個問題。一是農民的主體權利得不到保障。在土地流轉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自治組織，擅自代行農民主體權利。二是土地流轉的公開民主度不高。三是村、鎮組織違規流轉土地。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以假入股、聯營，真出讓、出租的形式，將農村土地轉讓給企業使用；有的鄉鎮政府擅自變更土地用途，采取“以租代征”方式自建產業園，違規占用農村土地。四是政府征收不規范。近年來，地方政府為推動城鎮化發展，強力實施“舊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工程，大量征收農村土地，但由于很多地方征收補償標準過低，征收程序不規范，被征收人抗拒情緒激烈，有的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五是司法保護渠道不暢通。農村土地流轉具有較強的政策性，由于當前國家實行鼓勵探索的彈性土地流轉政策，各地土地流轉政策差別較大，給司法介入造成了很大困難。許多法院因對土地流轉的政策標準難以把握，對因此形成的糾紛一般不予受理。
摘編自《學習時報》
【齊冬梅：新媒體弱化了傳統思想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的有效性】
齊冬梅表示，新媒體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習慣和途徑，顛覆了傳統媒體傳播的方式，使以傳統媒體為手段的思想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有效性被削弱。新媒體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渠道，傳統媒體影響力和影響范圍下降。一是在快節奏、“微閱讀”流行的今天，人們（尤其年輕人）越來越習慣于通過手機利用零散時間獲取信息（例如，更多的年輕人在乘車、用餐甚至步行時，通過手機“快餐式”閱讀）。二是由于新媒體具有很強的搜索、鏈接功能，且信息易獲性強，這使更多的人們趨向于通過新媒體按照“主題”獲取信息。三是新媒體特有的“推送”傳播方式，屏蔽了傳統信息獲得受眾的機會。
新媒體“互動”逐漸成為人們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傳統的單向灌輸式宣傳方式被人們疏離。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愿意聚集在新媒體構成的人際圈中，參與新媒體的“互動”式思想交流，只“說”不“聽”的傳統單向灌輸式傳播宣傳，越來越難以被年輕人所接受。這是因為，“互動”能夠滿足人們的參與、表達的意愿和需求，獲得被重視、被關注的感受，其言論或觀點還可獲得他人回應（評論和轉播）。傳統單向灌輸式宣傳方式由于難以與民眾構成廣泛“互動”，無法滿足人們的參與、表達和被關注的需要，因此越來越不被人（尤其年輕人）所接受。
摘編自《學習時報》
【杜桂萍：評價體系回歸學術是學術生態良性結構的保證】
《求是學刊》主編杜桂萍表示，隨著學術期刊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指標，期刊評價問題日益成為討論的熱點和難點。近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2014年）》發布，一種科學反映期刊學術質量和影響的評價指標體系得以出臺，最大的亮點當然是對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的重新考慮，定性評價將占據更大分量。這將徹底改變以往以文獻計量評價為主導的評價機制，是一個質的飛躍，是學術評價品格提升的根本保證。尤其是，體現了學術評價體系之于學術的真正回歸，而我們這么多年的回歸困惑和無路可走的困境終于找到了一個能夠突破的節點。具體說來，其創新性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突出了學術的至高權威性，淡化了行政權力的介入。其二，突出了對學科差異性的理解，體現了對人文社科學科特性的高度觀照。其三，突出了學術期刊評價系統的科學性，力圖建構學術評價公平、公正、公開的良性模式。其四，突出了學者、編者和讀者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注入了清晰的學術對話要素。
摘編自《中國社科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