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構建社會新秩序、亞投行、李光耀治理之道、中國大學治理困境、教育、新常態下的縣域經濟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韓慶祥、張健：極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第二個步驟】
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韓慶祥、天津市委黨校教務處張健表示，在邏輯上，破解難題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第二個步驟，就是要積極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與治國理政實踐，可以揭示出其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的戰略構想，其核心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新常態、一種總體框架?！?/p>
“三個新常態”，就是適應經濟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創新驅動實現經濟新發展；建構良好有序的政治生態，營造一個良好的從政環境；培育健康的文化生態，建構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耙环N總體框架”就是：一要建構基于公平正義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二要建構既有活力又具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平衡機制和治理機制。三要正確處理德治和法治的關系，規范人的行為方式。四要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形成一個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文化”環境。
摘編自《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宋偉:加入亞投行不是參與國在中美領導權的“選邊站”】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宋偉指出，中國主動表示不擁有否決權的前提下，越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內部的治理就更加多元化。從國際秩序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歐洲發達國家的加入對美國來說其實是件好事。加入亞投行并不意味著參與國改變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取向。很顯然，英國等西方國家積極加入亞投行，所看重的就是商業利益，而絕不是在有關國際秩序規則以及領導權的方面重新“選邊站”。即便是韓國、印度這樣的周邊國家，它們與中國、美國、俄羅斯等大國之間的戰略關系也不會因亞投行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從目前來看，亞投行都最好定位為一種國際經濟政策，而不是國際秩序政策。而亞投行的成立，對于美國企業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壞事。美國企業可以在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發現屬于自己的機會。奧巴馬當局明智的態度應該是，積極支持英國等盟友國家的參與，美國政府也積極參與，將亞投行建設成為一個真正高標準和高效率兼具的多邊開放性金融機構，規避和減少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各種金融風險，在蓬勃健康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為本國企業獲取更多的發展機遇。
摘編自光明網
【徐劍梅：李光耀治理之道是對他國經驗的“拿來”】
徐劍梅表示，關于李光耀成就和“新加坡奇跡”有以下幾點想法。第一，李光耀的治理之道，其實很難找到政策上的創造和創新，每樣政策，不拘巨細，都清晰可見對他國經驗的“拿來”，從英國，從日本，從美國，更從中華文化的智慧寶庫拿來。雖乏創新，但李光耀的“拿來”和拿來后自行搭配的眼光，實在稱得上卓越。第二，李光耀師承主張“一步推動，一點一滴改良”的費邊主義和建立多元主義國家的英國思想家拉斯基。第三，新加坡走的不是西化道路，但也不是一些西方媒體評論認為的儒家現代化道路，可以說是一條自力更生、博采東西方之長以合鑄新加坡之璧的亞洲現代化道路，儒學與西學，在實踐中無法也不應該根據體用之分來取舍。第四，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先于發展，從而在亡羊之前提前補好了漏洞。
摘編自《學習時報》
【張學文：結構失衡和理性失范是中國大學治理的現實困境】
《新華文摘》雜志教育專欄編輯張學文撰文指出，近些年來，我國大學機構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結構失衡和理性失范問題：作為獨立法人實體的合理身份并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落實，政體、國體與大學權力配置和內部關系結構并未真正意義上理順，教授治學在整個大學治理結構中的主動權并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掘。這些問題使得一些大學日益失去學術殿堂的功能，日漸平庸化，向行政機關靠攏。在這些批評與質疑的聲音中，最讓人尷尬的顯然是在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大學治理體系的背景下，人們極力倡導的教授治學、學術自由、擴大辦學自主權不僅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活力，反而在片面追求學術知識的外在功用，尤其是偏重政治功用與經濟功用的驅使下，出現了嚴重的行政化與企業化傾向，甚至是權力崇拜與市場崇拜的價值傾向。
首先是校園內外行政權力對大學事務的任性與專橫、強勢話語權以及某些大學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視和喪失學術組織基本的道德良知與倫理價值，導致權力倒錯、主體倒錯、價值倒錯、偽劣現象、資源浪費等積弊。其次是經濟主義的強大誘惑力使某些大學由“以學術為志業”轉變為“以經濟追求為鵠的”，對學術資本的強烈追捧取代了對學術職業的精心呵護，拜金主義成為大學處理自身及其與外部關系的最強話語特征。此外，廣泛流行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無形中對以上兩種傾向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它主張感性、體驗與非理性，排斥目的、價值與意義，從哲學高度論證并強化著大學對于當下、眼前、即時、短期、現實利益的追求。顯然，這種理性失范行為正是導致中國大學治理陷入困局和僵局的根源。
摘編自《光明日報》
【劉道玉：教育的境界決定教育的高度】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表示，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教育，站在一個新的高度看待教育，破除傳統教育理念的束縛，克服教育的保守性、公式化、標準化、功利化和形式化，樹立教育的大境界、宏偉的教育觀。，教育大境界就是超越現實、超越時空、超越功利的境界。說到底，教育大境界就是面向未來，一所大學惟有培養出仰望天空的人，而不是眼睛盯著腳尖下的蠅頭小利的人，那才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大學校長是大學的靈魂式的人物，惟有他們樹立大境界，大學才會有杰出的人才，才會有傳承千年、百年的學問誕生。
除了校長以外，教師和學生是大學的主人，他們也必須樹立大境界的理念。作為教師，必須首先解放自己，然后才能解放學生。講說章句式的教學方法已經完全過時了，大學教師必須轉變其職能。教師以智慧啟迪學生們的心靈、智慧和想象力，這些才是決定學生們未來成功與否最關鍵的素質。那么，學生學習的大境界又是什么呢？我也想用一個字來概括學習的最高境界，這個字就是“悟”。大學生學習的優劣不在于分數和學歷之高低，而在于悟性之有無。教育的本質是啟蒙和解放，我們必須把廣大青少年們從應試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解放他們的個性、想象力和創造力。
摘編自《光明日報》
【譚建華：新常態下縣域經濟發展的難題的破解】
中共湖南省桃江縣委書記譚建華認為，新常態下，加快發展縣域經濟，更是提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但是，在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進程中，尤其是中西部較為落后地區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已經凸顯出來，成為制約縣域經濟進一步加速、社會和諧程度進一步提高的“瓶頸”。各地發展縣域經濟的熱情很高、力度很大，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忽視農業和農村的傾向，過于看重經濟的發展速度和GDP指標等問題，嚴重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表現在：項目建設與利益協調的難題；工作效率不高與處理日?，嵤轮g的矛盾；發展資金困難。中西部地區的干部在爭取支持的過程中，往往出現信息不靈、規劃不符、規模不夠、配套無來源四種情況。
新常態不單單是一種狀態的表述，更是一個發展理念的變革。新常態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新機遇、新動力、新變化，當然，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新風險。面對新形勢，如何與時俱進，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給基層干部帶來極大的挑戰與機遇。堅持依法治國，改革審批制度，創造高效優質的政務環境促發展。加快體制機制創新，推動形成責權利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加強基層干部法治素質修養。
摘編自《學習時報》
【隆國強：新常態為外資提供新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在發生經濟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在這一新形勢下，一些外資企業出現了不適應，或轉型或轉移；與此同時，大量新機遇涌現，又吸引新的投資者紛至沓來。那么，外資企業在華面臨什么新的重大機遇呢？
首先是大市場機遇。經濟增速從過去的高速變為中高速，中國市場機遇依然巨大。中國市場的機遇不僅源于規模擴張，而且源于需求結構快速升級。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會帶來很多新需求。居民需要消費更多更優質的信息、醫療、健康、金融、文化等服務產品，跨國公司在這些領域有一定優勢。其次，比較優勢轉換帶來新機遇。新的比較優勢正在形成。一是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人口質量紅利。二是基礎設施完備的優勢。三是產業配套能力強的優勢。綜合來看，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兼具國內大市場與綜合低成本優勢的國家。第三，投資軟環境改善帶來新機遇。中國將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正在積極推進的雙邊投資協定、自貿區談判也將進一步推動跨境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這些都將有力推動中國對外開放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更加透明、穩定、可預期、法制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摘編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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