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農村基層治理困境、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速放緩、綠色化、第三方科技評估、互聯網監管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長忠：走出農村基層治理困境的政黨邏輯】
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鄭長忠表示，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的農民大批進程務工，特別是那些年富力強者更是絕大部分都離開了鄉村，從而導致不論是村級黨組織還是村級自治組織都存在難覓能干者出任干部問題，這就使村級黨組織渙散、自治不力等出現。這就是所謂治理精英缺失導致治理無效的現象。其后果就是越貧窮地方，精英越流失，治理越無效。然而，由于村民自治條例規定屬地化原則，從而導致作為治理主體之一的村委會干部無法從其他地方引入精英，因此，只能通過黨組織網絡實現治理救濟。這次中組部等關于選派第一書記的做法就是，在許多地方試點基礎上，在全國范圍推開的一種村級治理的政黨救濟的舉措。
這些第一書記主要從各級機關優秀年輕干部、后備干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優秀人員和以往因年齡原因從領導崗位上調整下來、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選派。一方面這些干部相對于村級干部來說，有著較強的治理能力，從而實現治理能力的救濟；另一方面這些干部進村不僅是單個干部，而是一個單位或機關作為背書的，可以為這些鄉村整合大批各類資源，從而實現資源救濟。當然，救濟畢竟是救濟，關鍵在于要通過這一做法必須推動當地治理的自我造血能力。
摘編自光明網
【李艷菲、杜治洲：壓縮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權力尋租空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政研究所特聘教授李艷菲、副所長杜治洲認為，在資源配置領域的改革過程中，應當及時出臺相應措施遏制權力腐敗滋生空間。法治與廉政措施要同時直接滲透到經濟領域，超前預防，實施腐敗風險評估，增強法治建設和廉政建設的預見性。
再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約束干部的管理體制不健全，一些人就會利用手中配置生產要素的權力換取不法利益。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完善干部財產審查機制；二是照顧大多數人，建立全民公平參與的競爭機制；三是完善生產要素分配過程中的信息公開機制，確保機會均等；四是完善稅收征管機制，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摘編自《遼寧日報》
【殷德生：經濟增速放緩是經濟結構主動調整的反映】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殷德生指出，經濟增速放緩是政府主動調整經濟結構的反映，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制造業和房地產投資的下降幅度最大。當政府主動調整經濟結構，首當其沖的就是改變高投資增長模式，這導致兩個明顯表現：一是經濟增速放緩，因為調整的這些行業都是投資占比高的行業；二是出現了產業過剩，因為當高投資速度放緩以后，處于供給端的這些高投資行業調整滯后。
過去的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實現了經濟趕超，但也帶來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這集中表現為：（1）相對于人均GDP所處水平，中國的工業化率偏高；（2）工業結構偏重工業。以紡織業、食品工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過早回落；（3）制造業的服務業投入系數偏低；（4）中國工業化體現為擠壓式增長特征。典型工業化國家工業化率的峰值平均為46%，所對應的人均GDP平均值大約為8800國際元。中國追趕型工業化所能達到的工業化率峰值高于美國，所對應的人均GDP低于美國。結構失衡累積的矛盾隨著經濟規模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帶來的規模報酬開始遞減而越難以解決，并為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增長機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因此，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摘編自《文匯報》
【趙建軍：全方位推進綠色發展，就要讓綠色化融入“四化”】
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趙建軍表示，黨的十八大提出“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4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這是第一次提出“綠色化”概念，并將“四化”拓展為“五化”，表明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已將其上升為戰略部署。
綠色化體現在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中，因此推進綠色化必須是全方位的。第一，頂層設計依據 “五化同步”。第二，發展方式立足經濟新常態。第三，驅動源泉借力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發展需要綠色技術支撐，綠色技術創新成為重要的驅動源泉。第四，全民參與營造綠色生活方式。
摘編自《遼寧日報》
【王國強：發揮好第三方科技評估須處理好三種關系】中國科協發展研究中心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王國強認為，當前我國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已全面啟動，針對科技體制存在的“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科技資源碎片化、科研經費濫用、科技成果閑置、科技評價圈子化”等突出問題，《國務院關于改進加強中央財政科研項目和資金管理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臺，“統籌、聯動、共享、監督、激發”，成為體現這些政策特征的關鍵詞。而這些政策實施的成效，同樣有賴于第三方科技評估是否完善。
發揮好第三方科技評估在調整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提高科技創新績效中的工具性作用，必須處理好三種關系。一是“第三方”評估和自體評估之間的關系。二是評估中的“專業”與“業余”的關系。三是“國家法律”和“部門規章”的關系。當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用好第三方科技評估，對于改革方案、改革措施、改革成效能否經得起歷史、實踐和社會的檢驗，有重要作用。
摘編自《人民日報》
【吳峻：依法建立互聯網監管架構讓人們信任互聯網】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吳峻表示，互聯網是建立在發達的信息產業基礎之上。而互聯網對經濟的飛速推動更離不開堅實的法制基礎。一方面，在監管層面須保障個人權利，使得互聯網所發現的需求和供給能有效進行；另一方面，對法律制度而言，太陽底下無新事，互聯網產業及發展只不過是技術飛速發展的一種形態而已，帶來的不是威脅性的挑戰，而是促使法律制度反躬自身，去發掘自己本來的制度潛力，以解決互聯網發展帶來的新問題。互聯網的發展要求對個人權利給予切實的保障。
互聯網天然具有跨越國界的發展形態，由此會產生許多問題。而在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法律的層面上明確整個互聯網監管架構。只有依據法律制度確立互聯網總體監管架構，才可以向公眾及產業提供一種確定性，在網絡中的行為及營業具有確定的預期、明確的預期，是經濟活動參與者最重要的利益。沒有明確的預期，就無法對監管架構給予信任，而沒有對監管制度的信任，就無法指望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的積極推動作用。由于互聯網產業的飛速發展，在立法及執法環節，也常常聽到互聯網從業者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訴求。根據有關報道，《電子商務法》也正在起草當中。而比這還要緊迫的，也許就是我國整個互聯網監管架構的依法確立。在這個意義上，有關部門公布所謂“約談十條”，無論其規定有多小心翼翼，還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第一步。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