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新型智庫、階層意識、“互聯網+”、文化產業、新型城鎮化、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竹立家：警惕新型智庫的行政化趨向】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認為，新型智庫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行政化傾向比較嚴重，搞不好就會與政府主導型智庫區別不大。從現有的一些新型智庫來看，大多是一些退休的“前官員”占據民間智庫的領導崗位發揮余熱。其眼界、思路、知識高度和厚度、認知水平、課題選擇范圍等多多少少存在問題。不可否認，退休官員與政府聯系的渠道暢通，影響力大，在拉課題方面能力比較強，這有利于新型智庫在成長階段的生存能力。但另一方面，如果以退休官員為主導，會讓新型智庫的運行機制發生扭曲，自主性降低，從而導致新型智庫的行政化趨向比較嚴重，這是一個大問題。
發展新型智庫還是要強化知識分子或專家的主導作用，給專心治學的專家以機會，不能浪費稀缺的智力資源。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一個國家的發展速度和質量，與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能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有很多關系。因此，要激發當代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發展過程，參與國家建設過程的積極性，把他們的智慧發揮出來，讓他們想好辦法和提供好建議。如果還是少數幾個人，或是退休官員來主導新型智庫，會把真正的知識分子排除在外，又會把智庫搞成官僚化、行政化的機構，最終變成“養養人、排排位”的官僚機構。
摘編自《湖北日報》
【王俊秀：階層意識成為社會心態和社會行為的重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王俊秀指出，每個人都很在意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在意自己屬于哪一個階層，每個人都有向上流動的愿望。雖然隨著社會發展、社會財富的積累，個人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每個人屬于哪個階層卻并非僅僅是一個統計學上歸類，更重要的是人們對階層的自我認同以及自我感覺到的在社會中的位置。近年來，我們發現社會存在比較普遍的底層認同、弱勢群體認同現象，也就是階層認同向下層移動，這其中包括一些按照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應該歸屬于更高階層的人。
對不同階層認同居民的社會心態特點對比發現，底層認同成為影響其社會心態和行為的關鍵因素。自認為底層的民眾不安全感、不公平感更高，社會信任程度更低，感到獲得的社會支持也更低。而這一較高比例的底層認同和弱勢認同群體極易參與到群體性沖突事件中。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錢志新：“互聯為魂，用戶為王，數據為源”是“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基本精髓】
南京大學教授錢志新指出，互聯產生數據，數據生成智慧，數據是智慧之本。“互聯網+”向智慧化發展，數據是運行的基礎，沒有數據則無米之炊。云計算為智慧大腦，關鍵要將各個互聯節點的數據集中到云平臺上，根據應用之需進行數據計算，同時應用數據軟件，通過物聯網對移動終端和物理節點實現智慧互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通信是一個體系，“大云物移”構建“互聯網+”智慧化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
“互聯為魂，用戶為王，數據為源”是在頂級層面的理論概括，以此構建“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基本精髓。“互聯網+”是一場偉大的變革，其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包括觀念變革、組織變革、流程變革等，最根本的變革是價值觀的創新，一種新文明的變革。當今，“互聯網+”是大潮流，在潮流面前任何優勢都是脆弱的，唯有擁抱互聯網大潮，才能乘勢而上，走上大發展的新臺階。
摘編自《新華日報》
【譚勁松、雷超：文化產業要發揮傳播意識形態功能，不能去意識形態化】
浙江理工大學譚勁松、雷超表示，發展文化產業要處理好經濟功能﹙產業功能、商業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的關系，既不能片面強調經濟功能而忽視意識形態功能，把文化產業去意識形態化；也不能夸大意識形態功能而否認經濟功能。
1.意識形態功能是文化產業的本質屬性。經濟功能是文化產業的自然屬性，意識形態功能是文化產業的社會屬性或本質屬性。2.文化產業是堅守和傳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面對伴隨西方文化產業而來的意識形態滲透，文化產業的從業者，尤其是領導者和管理者，要增強陣地意識、責任意識，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占領文化產業陣地，不給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可乘之機。
摘編自《紅旗文稿》
【彭真懷：新型城鎮化釋放增長動力需從五件大事入手】
彭真懷撰文指出，用新型城鎮化釋放增長動力，從農民、農業和農村找到突破口，需要邊破邊立，著手制度設計，尊重基層經驗。我國現有建制鎮總數1.9萬多個，與國家經濟總量提升、社會事業發展和綜合實力增強息息相關，是城鄉和工農連接紐帶，是農村社會公共品的神經末梢和服務載體。建議牽住這個“牛鼻子”，從五件大事入手，先打破眼下僵局，再循序作出自上而下、以難帶易的頂層制度設計。
第一件大事是協調扶持政策。第二件大事是提高規劃水平。第三件大事是充實地方財力。第四件大事是支持改革試驗。第五件大事是形成增長機制。用新型城鎮化釋放增長動力，關聯度高、影響面大，是一個大棋局。走對了，整個國家就可以走上由內需主導的新常態增長軌道，處變不驚地應對各種突發性國際風險和國內挑戰。我相信無論在當前還是今后30年甚至50年，這都是可以培育的空間因素。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賈華強：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潛力源于制度優勢】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授賈華強認為，今天中國新常態下的發展背景，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甚至本世紀開頭十年的經濟發展背景，有了完全的不同。中國改革開放為什么會有這樣傲人的成績？人們有過多種的探索和研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中國經濟制度和西方經濟制度的一個很大不同和獨特之處，即在中國社會中由于執政黨和政府手中擁有很大的經濟資源，這既體現在它有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關鍵性作用的國有企業，也有作為要素形態的經濟性資源如土地，因而只要它的執政思路不出現偏差，能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為執政黨和政府本身也卷入到經濟競爭中提供了條件，并且一旦政權本身卷入到經濟競爭中，它所煥發的威力即使是資本家經濟也難以匹敵。這一點早已為我國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所證實。這一制度性的優勢，今天也沒有根本改變，因而促進中國經濟快速而可持續性發展潛力的基本因素，仍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著。看不到這一點，也就看不到中國經濟政治體制的獨特優勢和魅力。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