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社會保障改革、權力腐敗、習近平外交戰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面臨四大問題與五大挑戰】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指出，在充分肯定“十二五”期間社會保障領域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還必須看到，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仍然處于滯后狀態，并面臨著必須妥善應對的諸多問題與挑戰。
當前，社會保障改革與制度建設中存在社會保障發展理念出現迷霧、缺乏科學的頂層設計、 公平性不足與效率不高并存、責任不清與責任失衡四大問題。與此同時，新時期社會保障改革與體系建設面臨著五大挑戰：制度公信力不足、 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老齡化、福利剛性增長與政府財力增長減緩的矛盾、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均未成熟，“十三五”期間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和重大挑戰較前一個時期更加嚴峻，能否合理化解前述四大主要問題、妥善應對五大挑戰，將直接決定著能否如期實現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的成熟、定型。
摘編自 光明網
【齊衛平：權力腐敗是以身試法】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系教授齊衛平撰文指出，在依法治國戰略推進中，以往那種直接通過行政命令和手段干預司法的通道已經關閉，現實中領導干部干預司法的一般表現主要是對司法人員通電話、遞條子、打招呼、詢案情、出主意、提建議等。這些“暗箱操作”的行為也是權力腐敗。司法領域外的領導干部凡是插手司法活動，都是以身試法，逾越法治的底線。
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司法實踐中領導干部收受賄賂是腐敗侵蝕權力的表現，權力腐敗中，領導干部以利益為驅動干預司法，是最惡劣的腐敗，它不僅骯臟了領導干部自己，而且制造了社會怨恨;它不僅破壞了正常的秩序，而且蔑視了法律的尊嚴;它不僅損害了人民利益，而且抹黑了國家形象。通報是威懾，處分是遏制。但要杜絕領導干部干預司法，一方面，必須強化黨紀嚴于國法意識，講紀律守規矩，健全司法機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另一方面，必須把司法機關權力行使的制度與社會和公眾監督制度構建緊密相結合，使陽光司法照亮司法實踐，用透明司法鏟除權力干預司法動機和行為的滋生空間，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布局中提高司法公正的信譽度。
摘編自《文匯報》
【韓慶祥：點、線、面、局——習近平外交戰略的關鍵詞】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韓慶祥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戰略的思想精髓、核心要義，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表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文明互鑒、親誠惠容、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韜光養晦”，又“奮發作為”，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建立以全球治理與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國際關系、外交新格局和命運共同體。
圍繞“和平發展”理念，積極建構好中美、中俄“大國關系”這兩個重“點”；圍繞“合作共贏”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發出“一帶一路”戰略合作倡議，搭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線”；圍繞“文明互鑒”理念，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互聯互通，打通歐亞大陸橋這兩個“面”；圍繞“親誠惠容”理念，建設好周邊外交這個“局”。如今周邊外交在中國對外關系布局中最為重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始于周邊，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始于周邊，打通歐亞大陸橋始于周邊。最終目標，是破解周邊外交困局，實現多極制約和擁有一定的國際話語權，從中顯示“中國力量。”
摘編自光明網
【徐松、張秀生：多措并舉，培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沃土】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徐松、張秀生指出，經濟新常態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大眾創業既是助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升級、塑造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必然選擇，又是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重要支撐。如何有效激發全民創業的熱情與活力，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持久動力，優化創業環境是關鍵。創業環境，既是激發創業種子生根發芽、促進創業要素加快聚集的關鍵推動力，又是保障創業不斷成長的必要條件，是創新創業興起和發展壯大的土壤和載體。抓住了優化創業環境這個根本，就抓住了推動大眾創業的“牛鼻子”。為此，應多措并舉，積極培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沃土。
一、推進行政管理改革，優化創業政務環境；二、完善市場體制機制，優化創業市場環境；三強化政策扶持引導，優化創業政策環境；四、健全服務體系功能，優化創業服務環境；五、增強文化認同引領，優化創業文化環境。
摘編自《光明日報》
【賀學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政府主動為需求刺激政策買單】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賀學會撰文指出，不同于以往的刺激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定不是一個“皆大歡喜”的游戲。需求刺激至少在長期來看，往往都是皆大歡喜的，看起來甚至像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因此，它是最容易實施的。但由于刺激政策的不可持續性，它最終需要買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的出臺，就是政府主動為過去的刺激政策買單的過程。
買單過程無疑是痛苦的，但這是成長的代價，我們無從回避。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可達到多重長期效果。首先，去化行為讓社會經濟主體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和市場經濟觀，形成市場經濟的輿論基礎。市場經濟終究是市場說了算，只能那些真正有價值的、適應市場需求的產能和產品，才應該在市場得以持續存在。其次，去化將釋放大量的社會資源和金融資源，從而在長期內可投資于新增適應市場需要的產能和產品。此外，釋放的這些資源將壓低融資成本和相應的社會交易成本，從而有利于那些適應市場需求的新經濟成分得以更好更快地成長。如此說來，供給則結構性改革如果有痛的話，那也是短痛，是“痛并快樂著”，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一份長期的憧憬。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孔令丞、謝家平：確立綠色全產業鏈的政策導向】華東理工大學孔令丞、上海財經大學謝家平指出，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是要建立清潔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一件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包括“生產→消費→廢棄→處理”的全過程。因此，確保生產與消費模式綠色化的政策導向，也應該涵蓋任何一件產品的所有過程。在這些過程中，除了消費環節以外的環節，都與產業化運作模式不可分割，因此可將上述的所有過程統稱為“全產業鏈”。
全產業鏈就是從最初原材料生產直到最終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加上消費環節和報廢后再制造環節的全過程；“綠色全產業鏈”則是上述所有環節都具備了環境友好性特征。對我國而言，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稟賦條件各異，各地資源的分布、利用程度、環境容量都參差不齊。因此，基于“綠色全產業鏈”的政策導向，還必須考慮按照地區的具體稟賦條件和產業基礎來制定，只有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提高產業鏈整體的環境友好性。
改革開放以來的產業發展，是在犧牲環境和發揮勞動比較優勢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發展到現在，更多的高消耗和高污染產業鏈環節布局在了本土，而最終產品的清潔環節大量出口；本土和海外產生的大量廢棄品也大多流向了本土，在回收組織化程度低的格局下，回收再用的循環部分反而成為低技術的污染環節。這種現狀下，個別產業的清潔化，根本無法改變本土在全產業鏈整體所表現出的高污染特征。因此，產業政策必須要基于全產業鏈綠色化，才能實現本土所布局的產業鏈整體基于綠色化的轉型升級。
摘編自《解放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