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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業發展市場化程度差、部門利益藩籬難破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彩票業的發展、互聯網金融、學術文化與改革、全球治理的發展方向、建設社會組織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王菲:彩票業發展市場化程度差、部門利益藩籬難破】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法學部王菲認為,彩票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應當遵循市場規律;博彩業作為一種產業,核心的運作機制應是市場主導。但在我國現行發行銷售體制下,彩票發行銷售是由民政、體育部門所屬的事業性質的機構來承擔的。也就是說,民政部和體育總局彩票主管部門既是政策的制定者與監督執行者,又是具體業務的實際經營者,角色的利益沖突現實存在,因此造成的彩票市場管理混亂、無序以及效益低下都比較突出,彩票案件和失范丑聞時常發生,嚴重影響了彩票行業的美譽度和公信力。彩票市場行政化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市場發展的基礎不夠穩固,市場活力缺乏,國家彩票競爭力下降,使得非法彩票等賭博活動具有了更自由的空間,沖擊國家彩票市場,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應當說,彩票發行和銷售領域的去行政化和充分市場化問題,已經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摘編自《北京日報》

【陳銘仁: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征】

上海立信會計學院金融學院陳銘仁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雖然目前互聯網金融帶來促使傳統金融變革和金融創新的“紅利”,但也同時具有與傳統金融模式不同的風險特征。

其一,互聯網金融模式的風險是基于互聯網金融的不確定性、不可控性和發生損失的可能性,既包含了金融風險,又包含了具有復雜性和多變性特征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其二,信息系統的安全性風險。在客戶的資金安全、客戶的信息安全和信息系統的安全等方面,互聯網金融企業都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聲譽風險和信息管理風險。其三,合規管理風險。互聯網金融企業在市場環境出現急劇變化時,可能產生流動性風險、資金安全風險和信用風險。其四,政策性風險。主要包含法律政策風險、貨幣政策風險和洗錢風險。因此,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放大性和復雜性特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提出了新挑戰。

摘編自《光明日報》

【林毅夫: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下一站應轉向非洲】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在首屆中國企業“走出去”高級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會上發表演講。

林毅夫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很多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就會難以生存,需要轉移到工資較低的地區。中國中西部和東南亞剩余勞動力較少,工資水平和中國東部很接近,承接能力有限。當今世界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轉移,并在10-15年內保持工資不上漲。非洲有10億人口,80%的勞動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許多國家工資水平只有中國的1/10。將中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非洲,是個雙贏之舉。未來的挑戰一方面是人才儲備不足;另一方面是其他國家競相走向非洲,時機稍縱即逝。

摘編自國際在線

【徐凱:學術文化博弈制約改革成敗】

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徐凱指出,改革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有文字記載的將近三千年的中華民族史中,大小改革變法將近百次,改革和變法從未停止過。然而,我們過去在討論改革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學術文化對整個改革的支撐。改革與變法實際上也是一場傳統學術文化的論爭。先秦的諸子百家(儒法道墨),漢代今文經與古文經學,漢唐儒道釋,宋明理學與心學,清代漢學與宋學,均影響了每個歷史階段的變法進程。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提到“近世史學革新派所關注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則曰學術思想,又次則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他說的這三者之間關系,上面是政治制度,下面是社會經濟,學術思想是中間的頂梁柱。清朝人在總結明朝滅亡教訓的時候,提出了“學術亡國論”,這個觀點過去沒有引起我們很好的注意。文化可以興國,學術亦可亡國。

摘編自《北京日報》

【盧靜:全球治理體制的改革倡議與發展方向】

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盧靜撰文指出,世界秩序轉型增強了全球治理改革的迫切性,而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體制上的創新。全球治理體制的改革,需要綜合考慮國際權力結構出現的新變化和國際規范的多元發展,以及全球性問題的復雜性、交叉性和關聯性發展等因素,應該從國際制度的價值、規范和實效三方面入手,增強制度的有效性。

首先,確立以公平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價值共識。其次,在多元主義基礎上推進國際規范的包容性發展。再次,在積極的制度互動中增強全球治理的實效性。最后,從頂層制度設計入手,通過建設更有效的基層制度,推動全球治理的實施。總之,全球治理盡管面臨種種制度困境,但通過確立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推動國際規范的包容性發展、增加國際制度間的積極互動、重視頂層制度設計和建設更有效的基層制度等措施,國際社會可以改革全球治理體制,以增強制度的實效。

摘編自《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京)2014年1期

【陶希東:建設社會組織應突出“三個導向”】

陶希東撰文指出,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并讓其有序地參與社會事務的公共治理,是創新社會治理的核心內容和關鍵所在。從社會組織發展與參與社會治理的需要看,要突出三個基本導向。

1.需求導向。社會組織的創建與發展,抑或參與社會治理,首先要明確我為誰、有哪些社會服務需求空白、哪些服務對象需要我等基本問題。實際上,政府無法提供、不適合提供、不能有效提供的服務,理應成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核心領域。2.能力導向。在明確了“誰需要我”的問題以后,就要轉而關注“我到底有沒有能力”的問題,這包括組織策劃能力、服務能力、管理能力、運作能力、籌資能力、參與能力、專業技術能力等。3.項目導向。在有需求、有能力、有資源的情況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或提供社會服務,就要看其對具體服務項目的運作能力了。

摘編自《學習時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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