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69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改革“內輪差”問題、消費者投保隱患、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社區治理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習近平：中國人民胸懷寬廣，但眼睛里決容不下沙子】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是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從來沒有把那場戰爭的罪責歸咎于日本人民。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對那場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負責的態度，對在那場戰爭中受到深深傷害的鄰國人民的感情有起碼的尊重，對在那場戰爭中不幸死難的千千萬萬亡靈作出符合道義的交代。
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年的今天，日本一些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認日軍侵略的野蠻罪行，依然在執意參拜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亡靈，依然在發表美化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言論，依然在藐視歷史事實和國際正義，依然在挑戰人類良知。這些做法，不僅違背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承諾，而且背離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和廣大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中國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為寬廣的胸懷，但我們的眼睛里也決容不下沙子。
摘編自《光明日報》
【鐘君：改革“內輪差”加劇了社會階層的結構性斷裂】
鐘君撰文指出，伴隨著經濟轉型和社會轉軌，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的“內輪差”效應凸顯。所謂改革的“內輪差”就是指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不同步，社會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社會結構調整滯后于經濟結構調整，其本質就是社會墮距。對于中國這輛巨型卡車來說，在經濟社會轉型(“轉彎”)過程中，經濟改革是前輪，社會改革是后輪。改革“內輪差”產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導向下，過于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把應該配置到社會領域的資源和機會也配置到經濟領域中。第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并沒有帶來社會體制向適應市場體制的方向轉變。第三，社會公共產品的過度市場化改革延誤了社會改革的時機。
改革“內輪差”使貧富差距由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社會成員在經濟資源方面的差距擴大為在社會資源方面的差距，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在經濟改革中經濟利益被剝奪之后，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跌落到社會生活領域，又因為社會保障等機制的不到位而缺少相應的社會補償，從而加劇了社會階層的結構性斷裂，加深了社會風險的程度。當前，唯有不斷改革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就業體制、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社會體制，使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則和要求相適應，并不斷增加社會建設投入，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改革“內輪差”帶來的負面效應，更好地防范社會風險。
摘編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鄭偉：消費者投保未如實告知會埋下理陪隱患】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主任、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秘書長鄭偉表示，目前保險業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既有供給方的原因，又有需求方的原因，還有監管方的原因。供給方（保險公司及其代理人）的原因，主要是保險產品缺陷和服務缺陷。需求方的原因，主要是保險消費者的理解和認知局限。比如因為保險知識欠缺，容易被誤導，或者對理賠想當然。監管方的原因，主要問題是監管不力。
從需求方來說，有時，消費者認為保險公司應賠不賠、理賠道德不良，但實際上是由于消費者自身原因導致保險公司根據保單約定合理拒絕賠付。最常見的情況就是投保人在投保時違反如實告知義務。如帶病投保卻稱無病，殊不知，這樣已經為保險公司拒絕賠付提供了充足理由。當保險公司根據正當理由拒賠時，有些消費者卻認為保險公司理賠道德不良，抱怨保險公司信譽太差，其實這對保險公司是不公平的。保險公司經營的是風險，保險標的的信息不對稱性，要求消費者投保時必須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否則保險經營難以維系。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誤解不在少數，所以，消費者在要求保險公司提高信譽的同時，也要注意保持自身的信譽。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王力達、方寧：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是治理現代化的創新之舉】
中央國家機關政府采購中心主任王力達、中央國家機關政府采購中心采購二處主任科員方寧撰文指出，我國現階段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還存在法律滯后于實踐、服務供給滯后于需求、預算管理體制滯后于采購實際以及集采機構缺位等現實問題。借鑒國內外經驗，我們還需在建立健全政府購買服務的法律、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務集中采購目錄和建立競爭性為主導的服務購買體系上尋求突破，同時輔以行之有效的服務評價監督體系以充分保證服務質量。應該看到，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創新之舉。推進政府購買服務并促成可持續發展的機制還需解決一些基礎性問題，包括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改革財稅體制，建立現代預算管理制度、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合理劃分事權和支出責任;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改進政府對社會公益事業的投入模式等宏觀和微觀改革舉措，而這有賴于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而共同推進。
摘編自《中國行政管理》
【徐中振：草根社群成為社區治理要素的經驗】
上海市社區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中振認為，居委會“自治家園理事會”的實證實驗，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層社區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形成了居民區治理功能轉型和機制創新的積極效果。首先，通過“自治家園理事會”實現了增量嵌入式的改造轉型，形成了社區共同體治理格局。草根社群的自治資源成為社區治理的組織要素，體現了組織的要素增量，培育了社區主體。其次，居民群眾自治參與的主體性明顯增強，黨支部、居委會的治理能力顯著提高。從居民群眾自治參與角度看，一是社區居民從“被動參與”變為“主動追求”，主動分析各類社區中發生的問題，討論提出方案。二是社區團隊從“自娛性”變為“公益性”。從黨支部、居委會的治理能力方面考察，一是從“幾個人”變為“一群人”。二是居委會從“工作場所”變為“自治空間”。
摘編自《解放日報》
【林毅夫：引進思想更要創造思想】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發展的成績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導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國學界缺乏從西方引進的各種思想，中國所缺乏的是從深入了解中國自己過去這三十年的成功經驗以及未來的機遇和挑戰的本質中去總結出來的新思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近200個發展中國家尚無根據西方主流思想而發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國缺乏思想市場是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是否也是在警告中國的學界需要放棄一種思維模式：一看國家社會出現了問題，就去西方現有的主流理論或大師所寫的故紙堆中對號入座，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和原因，從而自己提出解決辦法呢？
摘編自新華網
?。ü饷骶W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