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經濟下行、國有企業中政府管制、依法治國、最優區域合作治理機制、人口老齡化、國家治理的法治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汪同三：以科學發展為指向，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經濟下行壓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同三指出，克服經濟下行壓力，應區分產生下行壓力的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采取相應對策和措施。在應對長期因素方面，需要正確認識現階段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變化的客觀性和必然性，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新特點，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基本規律，綜合統籌，保持定力，積極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換擋降速的現實，把握時機，加快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在應對短期（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日常工作中，應把握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大方向，夯實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順勢而動，有所作為，克服困難，把下行壓力轉化為實現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進一步創新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這些理論與實踐創新是指導我們科學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有力武器。
摘編自《人民日報》
【顧功耘、胡改蓉：公益性國有企業中政府管制與企業自治間的平衡】
華東政法大學顧功耘、胡改蓉共同撰文指出，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國有企業通常被作為政策實施的工具，對公共目的的實現起著促進作用；而政府也總是趨向于利用國有企業完成其政治目標。就性質而言，這類國有企業應屬于特殊法人。其主要從事公益性活動，且被置于國家的強力保護和監督之下。之所以設立這些特殊法人，主要是因為“有些事物不適于國家直接插手，但也不適合直接交給私營企業去運營。在政策制定方面，國家可以站在大局的高度，以財政稅收為后盾進行規劃，而在具體實施政策的時候，有許多情況并不適于國家直接參與，例如鐵路、公路、機場等的具體建設及建成后的運營，如果實行企業式經營管理，效率和效果就會好于政府直接經營。”由此可見，這類法人與私法人完全不同。“公益性”決定了其不能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往往需要政府批準方可設立，同時，在組織機構和治理方面和政府的關系相對密切，受國家的影響和控制較大。有時候，盡管這類國有企業采用了公司形態的組織形式，并盡可能地采取了市場化的經營模式，但其特定目的使它在治理機構的權能設置上、在董事等高管人員的選任上以及相應的管理制度上都會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而非純粹的商業化運作。盡管它采取了私人商業企業--公司的法律形式，但它從來就既不是作為普通商業企業設立的，也不是只進行純粹的商業活動。
摘編自《現代法學》
【王利明：依法治國正在從法律體系邁向法治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為法治體系的實現提供了前提和基礎,表明我國已經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建成了法治體系。“法治體系”與“法律體系”相比,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彰顯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方式的重大轉型,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更新的目標和更高的要求,也表明我國的依法治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有了更系統的規劃和更宏偉的藍圖。
從法律體系邁向法治體系,首先要求通過建立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以良法確保善治。其次，從法律體系邁向法治體系,必須要全面推進法律的實施。第三，從法律體系邁向法治體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第四，從法律體系邁向法治體系,要求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摘編自《法制日報》
【邢華：影響“最優區域合作治理機制”交易成本的四個因素】
中央財經大學科研處邢華認為，不同類型的治理機制所面臨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機制被稱作“最優區域合作治理機制”。影響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區域合作性質。僅從治理機制自身設計角度來看，網絡嵌入等橫向機制的交易成本較低，而政治權力介入等縱向機制的交易成本較高。其二，區域合作風險。當所要解決的問題關聯性很高時，溝通協調的風險很大；當很難進行利益的合理分配時，就會存在利益分配風險；而當存在專用性投資以及機會主義等行為時，監督執行的成本就變得很高。其三，區域差異特征。如果目標區域具有較高的同質性，治理機制的交易成本就會比較小；如果區域內部轄區之間的差異比較大，則會導致交易成本提高。其四，地方政府自主權。地方政府的分權特征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是不同的，單一制政府體制強調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而在聯邦制體制下，地方政府享有更多的自治性權力。
摘編自《光明日報》
【張來明：應對人口老齡化必須實現“三個轉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認為，為了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客觀要求，應對人口老齡化，必須努力實現“三個轉變”：第一、從被動應付到積極應對的轉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和發展老年服務產業”。這是黨中央為順應我國人口形勢和經濟形勢作出的最新戰略部署，我們應該深刻理解“積極應對”的涵義，調整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路，變被動應付為主動應對。第二、從發展機構照料到維護居家生活的轉變。在近年來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中，養老機構建設卻始終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了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制度框架，強調的是“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第三、從人海戰術向智能化的轉變。信息化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信息化技術和手段的廣泛應用，將顯著改變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充分利用各種信息化手段，發展智能化養老將是養老行業發展的大趨勢。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李洪峰: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原組長李洪峰指出, 從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兩次全會、兩大目標，相輔相成，相互貫通。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要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本質上說，就是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科學治理必然要求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才能實現科學治理.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核心是處理好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者關系。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我國法治與西方“憲政”的根本區別。樹立牢固的黨的領導觀念、牢固的人民主體地位觀念，同樹立牢固的法治觀念是完全一致的，不能割裂開來。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最根本保證。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做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