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傳統文化、危機應對、2020年是中國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法治中國、辦學水平和層次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邵燕君：傳統文化應該是“重生”而不是“穿越”】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指出，傳統文化應該是“重生”而不是“穿越”。穿越是原封不動的，重生不是。目前各種居于“主流”、“非主流”的文學傳統、文學力量都要在新的媒介平臺上重新爭奪“文化領導權”。不過，“紙質文學”的“網絡移民”絕不是原封不動地“穿越”，而是要經過脫胎換骨的“重生”。來自古老傳統的“經典性”必然要穿越印刷時代，以“網絡性”的形態重新生長出來——不管經典之作何時問世，“經典性”的萌芽都被攜帶在胚胎里，而考察這一胚胎形態的生長過程才是我們今天的研究任務。
摘編自《文匯報》
【張嚴：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經驗和啟示】
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副教授張嚴指出, 自從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就經常性地籠罩在危機的陰影中。無疑，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但除此之外，歷史上困擾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還有政治危機、思想文化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地緣沖突危機等，為了應對這些危機，資本主義進行了多方面的自我調整，這些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拓展空間，透支未來。二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三是戰略退卻，緩和矛盾。四是另辟蹊徑，科技創新。五是輸出危機，嫁禍于人。六是放任物欲，消費主義。七是主動出擊，先發制人。但從發達資本主義應對危機的具體做法中，我們仍然可以獲得如下啟示：一是應對危機的目的是在不發生制度更替的前提下實現體制和機制的轉換，一方面消除當前的危機，另一方面防止危機的再次發生。二是應對危機應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這些手段應包括從總體戰略到具體戰術的各個層面。三是應對危機應是全社會的整體行為。如果應對得當，壞事可能變成好事，危機可能變成契機。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遲福林：2020年是中國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認為，2020年是中國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是經濟轉型的最后窗口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節點，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第一，在內外發展環境深刻復雜的變化下，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成為這一階段最為突出的特點，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高度依賴于以轉型升級為主線的深化全面改革的重大突破。第二，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轉型處于最后窗口期。第三，當前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的前景、增長的動力關鍵是轉型，轉型需要改革破題。在增長、轉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特定背景下，“十三五”轉型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全面增強，需要以轉型升級為主線，以改革為支撐，以實現并保持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
【胡建淼：建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法治中國才能實現】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胡建淼認為，“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的升級版。一是“中國化”。法治中國已定位在中國，它是世界的法治共性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指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二是“綜合化”。法治中國建設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綜合工程，并且包括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內的全過程。只有建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法治中國才能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就在于法治”，這是我在很多場合都提到的觀點。如果沒有國家治理現代化，就不足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應當包含國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文明化和法治化。而在這“四化”中，關鍵在于“法治化”，因為沒有法治的民主是混亂的民主，沒有法治環境就不可能有科學決策，法治是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讓社會走向“真善美”。
摘編自《中國發展觀察》
【姜明安：如何保障和提高黨內法規的執行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指出，黨內法規執行力的保障主要有三：一是不斷加強對黨內法規性質、意義、作用和功能的認識。要通過學習宣傳，使全黨均認識到：黨內法規是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重要準據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保障，黨內法規如果得不到嚴格遵循和實施，黨就不可能領導人民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藍圖；二是應健全完善黨內法規制定、備案和解釋機構和程序，增強黨內法規的科學性、規范性，提高黨內法規的質量；三是加強紀檢監督，嚴肅追究對黨內法規執行不力，違反黨內法規的黨組織、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的紀律責任。
摘編自人民網
【謝維和：辦學水平和層次并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系】
清華大學教授謝維和撰文指出，所謂辦學層次，指的是不同高等學校在高等教育系統或結構中的層級地位，它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結構中不同的需求和服務對象的秩序。換句話說，高等教育的辦學層次主要指不同高等學校服務對象的差異。所謂辦學水平，則是一個反映高等學校辦學質量高低的概念。
辦學層次和辦學水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絕對不是說高層次等于高水平，低層次等于低水平。低層次的大學同樣可以為服務對象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和產品而達到高水平，而高層次的大學為服務對象提供的服務也可能是低水平的，并不因為層次高就一定是高水平，或者層次低就一定是低水平。雖然是高層次的研究性大學，如果給學生提供的教育服務和產品不能促進這些優秀學生的成長，那么這所高層次大學就是低水平的；同樣，低層次的高等學校如果能夠為自己學校的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和產品，那么它就是高水平的。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