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新常態”流行過程中的庸俗化、政府內部合作治理機制、網絡亂象、服務業、社會倫理、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常修澤：注意克服“新常態”流行過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現象】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常修澤認為，“新常態”這一概念，已經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作為一個正式理念提出，而且還不是某一個人的理念。本來提出“新常態”，是指“經濟新常態”，而且有它特有的內涵（實際上有某種去曲解）。但現在又擴展到“政治新常態”、“社會新常態”、“文化新常態”“**新常態”等等，甚至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嚴控”也稱之為“新常態”，儼然已演變成處處都是“新常態”。如果繼續這樣，可能會把這一命題搞亂令人生煩。因此，建議注意克服“新常態”流行過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現象。
摘編自《戰略與管理·專題報告》
【宋雄偉：政府內部需要建立合作治理機制】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宋雄偉指出，政府內部也需要建立一種合作治理機制。政府內部協商是指政府橫向部門間以及政府不同層級間，在決策前和決策中的協商，實現政府內部的協調治理。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政府與社會、公眾和市場的外部協商，從根本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
政府內部協商是為了更好地整合政府內部資源、暢通政府信息、協調政府行為、形成政府合力，這也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所探討的“合作性政府”的治理思路。政府內部協商的主要內容：一是針對目前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多個部門協同合作、共同應對的問題；二是針對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財權與支出責任的對等問題，強調政府層級間、橫向部門間就公共事務的財權與事權的相適應性、因地制宜性進行有效溝通和協商；三是針對政府角色轉變和職能定位問題，政府協商民主要抓住政府職能轉變這個關鍵，在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政府與事業及中介組織各方關系的基礎上，完善政府主導、各方參與協調共治的公共治理體制。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呂怡然：網絡亂象“生產民主赤字而非民主紅利”】
上海報業集團高級編輯呂怡然認為，“前臺自愿”并非沒有邊界、可以不設底線，更不是無法無天的隨心所欲。前些時候，有人竟以“中紀委巡視組”為名，假冒黨政機關誤導公眾；有人打出“人民曰報”的旗號渾水摸魚，假冒媒體發布虛假新聞；有人自取“普京”、“奧巴馬”為網名，鬧起出格的惡作劇；還有人以“槍械軍火商”、“鄉村賭場”自稱，在簡介中傳播暴恐、聚賭、涉毒等違法信息；低俗惡俗、封建迷信的網名也不鮮見。這顯然就攪亂了網絡秩序，異化了“自愿”的原則，背離了核心價值觀，事實上也就損傷了來之不易、難能可貴的人際互信和網絡誠信。西方有研究者認為，諸如此類的網絡亂象是“個人化、戲劇化、簡單化和極化”的表現，“導致媒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功能日益貧乏”，是在“生產民主赤字而非民主紅利”。對此，若麻木不仁，喪失警覺，不予矯治，焉能有互聯網的清朗乾坤，又何來社會化媒體上的互信與分享？
在“虛擬世界”的互聯網上，盡管可以依法行使“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權利，但無論公眾賬號還是個人的網名昵稱一旦被公布，便不是單純的“私人空間”，而是進入了信息傳播的公共場域，所以，“自愿”和“個性”不能僭越現實社會的公序良俗，甚或罔顧和挑釁政策法規。
摘編自《文匯報》
【遲福林：2020是我國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窗口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撰文指出，2020是我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歷史節點。從國際經驗看，由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傳統工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是一個國家由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一個國家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由之路。2015-2020正是我國由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的關鍵6年，能否把握經濟轉型升級的大勢作出正確的選擇，不僅關系到短期內的穩增長，而且對實現中長期的公平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從工業轉型升級、城鎮化轉型升級、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看，2020年我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十三五”如果能夠順勢而為，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如果錯失2020“中期”這個重要歷史機遇期，繼續堅持工業主導、投資主導，不僅會失去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還會助長日益嚴峻的投資消費失衡和全面的產能過剩，加劇經濟領域的矛盾和風險，并給中長期的發展埋下重大隱患。對此，我們應當有客觀、清醒的估計。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何懷宏：社會倫理不應再是分離的雙軌制或多軌制】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指出，有一種看法認為，底線倫理的提出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適應當前的道德狀況而提出來的。它后面還隱含一種觀點，即道德底線是可以變動的，甚至道德原則也是相對的。這是一種誤解。底線倫理恰恰是強調作為核心的道德規范的客觀性和普遍性，認為它們是所有文明、所有時代和社會都以某種形式承認或包含的。這些基本道德規范是客觀的“綱常”，而不是變動不居的“策略”。或者說，即使會有一些變動，變動的也只是某些提法、結構關系以及與價值追求、信仰精神的組合形式等。
建構底線倫理不是為了適應一時的政治和社會形勢，而是為了適應長期持續的現代社會的性質。在走向平等的現代社會，社會倫理不應再是分離的雙軌制或多軌制，哪怕它試圖對社會上層提出更高要求，也不認可道德的相對性，不認為道德的底線是可以隨人、隨形勢或情境而隨意變動的，而是認為它具有一種超越特定個體和群體的客觀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現代社會的倫理就沒有民族的特性和適應時代而改變的內容。相反，社會倫理只有接上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和緊密聯系當代社會現實，才能具有強大活力。
摘編自《人民日報》
【石仲泉：思想建黨須伴隨制度治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認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兩者一柔一剛，是一車二輪，相輔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輪硬一輪軟不行，一輪著力一輪不著力也不行，兩者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思想建黨，必須伴隨制度治黨，既要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
制度治黨需要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務實管用。反思過去制度治黨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缺乏管長遠、固根本的宏觀性約束制度；二是某些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沒成套，過于原則粗線條，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嚴格的監督檢查和剛性執行力，缺乏常抓的韌勁、嚴抓的耐心，往往在節點上抓一陣子，帶有應付性，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為了落實思想建黨，必須狠抓、實抓制度治黨，只有這兩者緊密結合，中國共產黨才能強筋硬骨。
摘編自《北京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