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小涓（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國務院原副秘書長）

　　盡全力保持經濟回升向好的勢頭

　　202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展現出回升向好勢頭。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現良好，出口也較為出色。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全面部署，涵蓋投資、消費、出口等層面，政策部署“多管齊下”、“能用盡用”，體系均衡且全面。政策還特別強調宏觀政策的民生導向（不僅是促消費，更是“投資于人”，體現投資消費統籌）。房地產市場政策力度繼續加大，城市政府在收購主體價格和用途方面獲得更大自主權。新型城鎮化政策推進市民化，釋放消費潛力。

　　對比近三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政策導向持續深化：在質與量的關系上，最新要求是將“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統一于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明確在追求質量的同時必須確保合理的經濟增速；在需求側管理上，已從疫情后初期優先恢復消費，發展為近兩年強調“激發有潛能的消費”與“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并重，今年更是要求“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核心是消費與有效益的投資協同發力（“三駕馬車能用盡用”），形成良性循環，所有政策最終都要服務于質量與增長并重的目標。

　　這種對經濟增長目標的重視提升，從政府工作報告文本分析（如高頻詞從2019年的“高質量發展”等轉變為2025年的“經濟增長”與“高質量增長”并重）中也可得到印證。

　　盡管面臨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但基于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和中央全面、協調的政策組合拳，不斷增強內生動力，持續推進改革和開放，我們有理由期待下半年能夠延續趨穩向好態勢，實現中期穩定增速的目標。

　　標志性改革措施要落地見效

　　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這要求國有經濟做強主業，特別是對民營經濟做不好或不愿做的領域進行補充，是履行戰略使命的要求。

　　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企業破產機制。長期以來，我國改革重點在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企業進入市場。然而，企業退出機制卻相對不暢，存在“入口暢出口不暢”的缺陷，導致市場出現了不合理競爭現象和產能過剩問題。為了優化市場資源配置，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企業破產機制，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推進企業注銷配套改革，完善企業退出制度。這一舉措對于促進市場優勝劣汰、提高經濟整體效益具有重要意義。

　　繼“2·27”民營企業座談會顯著改善民營經濟長期預期和遺留問題解決基本面后，當前需著力解決其最關切的問題。對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公平競爭至關重要。自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公平準入、平等競爭、同等保護”的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公平現象，特別是國家投資重大項目對民營經濟開放不足的問題較為突出。此外，民營企業還面臨拖欠賬款、不合理執法等問題。

　　當前，企業間“內卷式”競爭現象較為嚴重，主要表現為企業壓低價格、在生存邊緣相互競爭。這種惡性競爭導致產品價格下降，企業利潤減少，投資意愿降低，市場信心不足。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速放緩，市場容量收縮，企業間的競爭愈發激烈；二是數字化時代技術迭代迅速，企業興衰周期被壓縮，生存壓力劇增；三是市場機制不完善，“優勝劣不汰”——長期側重鼓勵進入而忽視退出機制建設，導致大量低效甚至虧損企業長期滯留市場。整治“內卷”需要多管齊下，需要解決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問題。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問題，本質上是基本面發生了變化。過去，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垂直分工模式，即他們專注于高端產業，而我們在中低端領域發力，雙方產業互補性強，通過國際貿易實現了互利共贏。例如，我們在服裝、鞋帽、玩具、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優勢，而發達國家則在高端消費品和機器設備等領域占據領先地位，雙方產業相互補充，并沒有較多的競爭關系，消費者從國際貿易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然而，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產業升級速度迅猛，與發達國家逐漸步入水平分工階段，這意味著我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直接競爭。以手機行業為例，華為與蘋果在全球市場上短兵相接，雙方在技術、市場份額等方面展開了激烈角逐。再如，我國在風力發電機葉片、盾構機等高端裝備制造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這些變化使得跨國公司面臨新的挑戰，其兩面性特征日益凸顯：一方面，他們渴望與中國龐大的市場、完善的產業鏈和優質的零部件供應保持緊密合作；另一方面，他們又對中國持續增長的競爭力感到擔心，鼓動其政府對中國采取遏制的態度。

　　中美在經貿領域存在較大的談判空間。雙方的訴求存在一定的錯位，這為談判提供了可能性。美國希望解決貿易逆差問題，而我們則致力于推動技術與市場的開放合作。近年來，中國對美貿易占我國對外貿易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我國貿易多元化戰略取得了顯著成效，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緊密的貿易聯系。這表明，即使中美之間存在貿易摩擦，中國依然能夠在全球貿易中保持穩定的發展態勢。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雖然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波折，但從長遠來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依然強勁。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曾一度穩中有降，在疫情暴發的2020年和2021年這兩年降至過去10多年的最低點。然而，自2022年起，全球貿易迎來了再一輪增長，其占全球GDP的比重達到了歷史新高61.24%。

　　除全球貿易外，跨國公司全球分工指數以及跨國公司研發投入的海外比重等其他幾個重要指標也在快速回升。這主要得益于數字化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動力。數字技術數字產業是為全球化而生的技術和產業。以全球最大的100家數字跨國公司為例，它們在海外的投資、雇員和業務比重持續增加。我們的《黑神話：悟空》游戲和DeepSeek產品就是典型例證，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充分展示了數字化產品的全球化潛力。

　　跨國公司在華經營面臨著合作與競爭的雙重壓力。部分跨國公司因無法與中國本土企業競爭而選擇退出中國市場，這并非僅僅是因為投資環境問題，更是由于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升。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投資環境仍需進一步完善，朝著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方向不斷努力。

　　盡管國內國際環境有種種挑戰，我們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充滿信心。這種信心源于中國強大的創新能力、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豐富的人力資本以及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字經濟為我們提供了一次重要的發展機遇，其復制、復用、復刻的特性使得大規模市場優勢尤為突出，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總體而言，當前經濟工作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形勢。在保持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實現中期平穩增長方面，我們有信心，也面臨著諸多挑戰。未來，我們需全力統籌各項支持政策，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與開放。同時，要注重市場與政府的同向發力。此外，保增長、強信心和穩預期三者必須相互加持，實現質與量相統一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