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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教育改革要能包容不同思想乃至異質思維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tài)導讀關注主權貨幣走向國際、教育改革、城鎮(zhèn)化、公積金制度、教育公平、文化危機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管濤:只有強勢經濟才能造就強勢貨幣】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副司長管濤指出,越來越多的主權貨幣走向國際,成為全球“去美元化”浪潮中一道亮麗的風景。貨幣國際化需要以下正確的理論指導:一,高度重視貨幣國際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只有正確的理論,才能夠指導正確的實踐;而錯誤的理論,則有可能導致錯誤的實踐。二,貨幣國際化應該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只有實現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才會有本幣國際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一旦經濟出問題,本幣的國際化就會從哪兒來,回哪兒去;捧得越高,摔得越狠。三,貨幣國際化應該堅持在岸市場發(fā)展優(yōu)先原則。從市場總體來看,卻加劇了跨境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有可能埋下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隱患,必要時應該從宏觀審慎管理角度進行逆周期調節(jié)。四,貨幣國際化應該堅持加強本外幣政策協調。為減少監(jiān)管套利,還應該盡量減少本外幣監(jiān)管政策的差異,其中,處理好貨幣國際化與可兌換的關系也是繞不開的門檻。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

  【李培根:教育改革要能包容不同思想乃至異質思維】

  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前校長李培根指出,長期以來,各個大學都在不斷地進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很多教師很富有犧牲精神,做了很多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往往是失去靈魂的改革。教育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術”上。大學應該服務社會,但不應該僅僅是社會的風向標,而更應該是社會的發(fā)動機,尤其是一流大學。大學不應該僅僅引領科技的發(fā)展,更應該引領社會思想和文化的進步,這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引領表現在開放性和批判性上,開放主要表現在對不同思想乃至異質思維的包容。某些異質思維在未來會被證明是正確的,當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不就是異質思維?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鄭毅:城鎮(zhèn)化實施過程中的法治路徑與政策的關系】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鄭毅指出,現階段城鎮(zhèn)化實施過程中的法治路徑的核心就歸結為法律與 (可能于法不合的)政策的關系問題。第一,重構政法關系。在城鎮(zhèn)化進程中,政策和法律應為分工配合關系?;谡咴趯嵤┻^程中可能遭遇各種立法者難以預判的情形,故在政策實施之后再謀求法律化的進路實際上是一種借由確保法律同客觀實踐的高度契合性而向實質法治化“致敬”的方式。第二,研判違法情形。對于相對違法中的形式違法,則必須在具體研判的基礎上予以認定。第三,規(guī)范法律解釋和適用。作為一種重要的以自我更新來契合時代需求方式,通過不斷的法律解釋發(fā)展既有規(guī)范,在避免修改的前提下使其對實踐中的新問題形成全面的制度性觀照。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陳友華:公積金制度運行中的問題】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友華指出,作為一項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公積金設計的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補貼,中低收入者較少補貼,最低收入者較多補貼”,從而讓部分中低收入家庭買得起房。然而在運行中也存在幾點問題:一、嚴肅性不足。很多單位與個人不繳存公積金,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公積金從一開始就淪落為單位與職工權衡利弊得失后的理性選擇行為,失去了其強制性。二、支取困難。雖然不能說“我的錢我做主”,但部分公積金繳存者的權利受到明顯的侵犯,卻是不爭的事實。公積金具有政府借住房保障之名而行對職工與單位掠奪之實的嫌疑。三、房地產開發(fā)商對公積金貸款的抵制。房地產開發(fā)商、銀行與政府在公積金貸款方面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在缺少有效制衡的情況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房地產開發(fā)商、銀行與政府三者結盟是自然的事。四、繳存標準形同虛設。有些城市公積金繳存比例上限被調高至20%。公積金繳費比例上限形同虛設,原則上不應超過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三倍。但實際執(zhí)行中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摘編自《山東社會科學》雜志

  【劉?。航逃讲坏韧诮^對的平均或均等】

  國家行政學院博士后劉俊指出,審視我國教育發(fā)展的現狀,不難發(fā)現,在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教育公平問題并未完全依照制度所構想的狀態(tài)發(fā)展。對于教育公平問題我們應該糾正幾個認識誤區(qū)。一、教育公平不等同于絕對的平均或均等。首先,“主張社會絕對平等,同人與人之間在天賦和能力方面的不平等現象很可能是不相符合的?!逼浯?,教育的不同階段,對教育資源的分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二、教育公平不是單純的教育機會平等。從立法的角度,如果法律不將種族、性別、宗教、民族等因素作為立法分類的標準,那么立法平等性得以體現。另一個角度,即使是機會平等也不是完全的機會平等,它既可以包括個人能夠共享機會,即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發(fā)展機會,也包括差別機會即社會成員之間的發(fā)展機會不可能完全平等。三、教育公平不能簡單地進行量化比較。教育公平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除了涉及這些硬性指標,還會涉及國家政策、當地經濟發(fā)展水平、個人家庭背景等等因素,而這些因素都處于變化中,很難恒定,難以準確地進行量化計算。

  摘編自《行政管理改革》雜志

  【呂嘉:左右分歧源于文化危機】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呂嘉認為,人的經濟利益影響人的思想觀念、政治立場,但并不是決定人的思想政治立場的根本因素。左右分歧源于西方,目前西方各國政壇仍有左右派別之分,然而這種分歧并沒有演變?yōu)椴恢v道理的勢不兩立。在很多重大政治問題上,左右兩派吵歸吵,最終卻能形成某種一致意見。究其根源,在于左右兩派在自己是什么人的問題上,存在著明確的共識,如美國《獨立宣言》所表述:“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一句話,文化自覺使不同政治派別清楚自己是什么人。

  摘編自《環(huán)球時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李培根:教育改革要能包容不同思想乃至異質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