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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全面深化改革、法治中國、官員與互聯網思維、結構調整、中國房價不會崩盤、戶籍登記、對外援助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徐偉新: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

  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徐偉新撰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面對各種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要在復雜嚴峻的風險考驗中把握改革方向、把準改革脈搏、開好改革藥方,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問題。制度模式選擇,可以是人的主觀意志所為。但是制度模式能否行得通、通得久,最終由歷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合力決定。我們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相對于今天,這個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具有必然性、實踐性、人民性。相對于明天,這個結果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和定力,是制度自信的源泉、定力和主心骨。有了這個定力和主心骨,在世界多樣化的制度格局中,在全球化共同的場域中,在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基礎上,全面深化改革,與時俱進,我們將確立中國制度的獨特地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

  摘編自《光明日報》

  【江必新:法治中國的實施綱要、內容與路徑】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行為法學會會長江必新撰文指出,國家治理現代化之“現代”,不僅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還在于一種文明模式的轉型,更在于一種治理范式的轉換。正是認識到了法律實施之于法治建設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和決定均將法治建設的重心由立法轉向法律的落實。

  關于法律實施的十端分別是:第一,法律實施的核心標準是準確、全面、有效。第二,法律實施必須關注法律的基本價值。第三,法律實施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利益導向機制。第四,法律實施需要全社會聯動集成。第五,法律實施需要通盤考慮、整體推進。第六,法律實施需要全方位的機制建構。第七,法律實施要求改變執法思維、優化執法方式、提高法治能力。第八,法律實施要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第九,法律實施需要針對現實排難糾偏。第十,法律實施需要全社會的重視和支持。

  摘編自《北京日報》

  【沈陽:官員群體如何運用互聯網思維】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沈陽認為,互聯網思維對社會的正向作用,不僅僅限于思想討論層面,更已進入行為實踐層次。互聯網思維的核心是快、準、實、極致。互聯網思維是包含著思維方式、技術手段、價值的統一體系?;ヂ摼W思維開啟了一扇新的實踐指導窗口,提升現代治理能力需要借鑒、整合互聯網思維,官員要善用網絡,和時代同步,甚至需要激活超越時代的歷史敏銳性,努力做到服務導向、草根視角、法治思維和人性關懷。

  政務治理者需學習貫徹互聯網思維,使政務信息獲取和發布渠道多元化,從現實交往轉向微博、微信,實現線下和線上均衡獲取信息。政務治理者需踐行網絡群眾路線,互聯網思維用戶至上的理念。政務治理者可利用互聯網思維拓展網民參與的眾包模式(號召網友自愿參與某個活動,充分利用網友的力量內外結合完成任務),發動網民的力量來維護公共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揮政務推介作用,宣傳旅游等部門可以利用移動媒體進行政務推介。

  摘編自《人民論壇》

  【王建:三個模糊認識有礙結構調整】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表示,中國目前的經濟復蘇,還是必須先有外需的擴張,才有國內生產的增長空間。雖然人們早已認識到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雖然必須轉向內需型增長的大調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沒有被認真實施,所以真正意義的結構調整直到今天并沒有發生,這就醞釀著很大的風險。

  結構大調整被不斷推遲,跟以下三個模糊認識有關。模糊認識一:認為經濟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長期內在增長率回歸”。模糊認識二:認為資產泡沫的嚴重性大于實體經濟,所以把防范風險的重點更多集中在地產和金融領域。模糊認識三:認為不能依靠消費拉動增長。

  摘編自《北京日報》

  【2014年中國住房市場(中期)報告:中國房價不會出現整體崩盤】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住房課題組(執筆人:倪鵬飛、鄒琳華、楊慧、劉尚超)撰寫的2014年中國住房市場(中期)報告指出,中國住房市場長期拐點尚未出現,短期下跌不可避免;居民需求熱點由“有房住”向“住好房”轉變,房價不會出現整體崩盤;供求形勢由供不應求向結構性過剩轉變,房價可能進入2至3年的調整期;住宅產業行業集中度會加速提升。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黨國英:戶籍登記依據可以更簡單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是要建立一種操作比較簡單、不含有身份歧視、能為社會經濟管理提供準確信息的人口登記制度。從長遠看,新制度的核心應該是居住地人口登記制度,即一個人登記為哪個城市和地區的人,主要標準要看他的常住地在哪里。這是一個簡化戶籍登記可資利用的標準。目前,我們還沒有涉及居住的獨立法規,給“常住居民”的認定及簡化戶籍登記帶來了一定困擾。

  新的戶籍登記改革意見在操作上還不夠簡單易行。新的改革意見把城市分成幾個類別,似無必要。例如,說要放開小城市的戶籍登記,其實,所謂“放開”的意義不大。其實,大城市的入戶門檻也可以簡化,即主要按照是否擁有或穩定使用“合法標準住房”為核心條件,決定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不論其原來是否為農民)能否由一地遷往另一地,而不論戶籍遷入地的城市規模有多大。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羅建波:對外援助不是一種單方面的恩賜】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國外交研究室主任羅建波撰文稱, 2014年7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正式發布《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數據顯示,在2010—2012年間,我國共計提供對外援助893.4億元人民幣。國內民眾大多對此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不少質疑甚至反對的聲音。有些人認為,對外援助是一種單方面的贈與甚至是恩賜,這其實是一種誤解。首先,對外援助有助于贏得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支持。作為對外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援助不僅只是幫助受援國,同時也服務于我國國家利益及外交大局。其次,對外援助有助于我國商品和企業走出去,因而是實現與發展中國家互利共贏的一種重要形式。事實上,我國在非洲、拉美及部分亞洲地區的投資企業或工程承包企業,很多最初都是通過承擔援外項目而走出去的。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應逐步提高向最不發達國家提供無償援助的比重,以體現我國推動發展中國家減貧與發展的善意及人道主義精神。最后,對外援助還有助于彰顯我國的大國責任并提升我國的道義形象。

  摘編自《學習時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