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市場化勞動關系、APEC與中國對外開放、數據管理的挑戰、陪審制與司法專業化、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安倍經濟學”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郭軍: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調整市場化勞動關系】
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郭軍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表明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決策方式將發生重大變化,要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對于工會所依托和面對的勞動關系而言,意味著勞動關系將高度市場化。無論是就業與招工,還是薪酬與定額,勞動關系中的絕大多數問題均要由市場來決定,但是勞動關系高度市場化并不表明勞動關系可以絕對市場化,市場決定是有前提的,即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勞動關系中的市場決定也不是無條件的,也是在勞動關系要素的配置中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而在勞動關系的整體規制中,國家依然也必須進行干預,而干預的基本手段就是立法,依法加以規范。
市場化勞動關系的發展必然法治化。市場經濟應當是法治經濟,市場化勞動關系必須法治化,這是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建立相應的市場規則,其有效的方式就是國家通過立法、執法和司法加以干預。勞動關系的法治化是勞動關系市場化的必然結果。
摘編自《經濟日報》
【戴金平:APEC已經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主戰場和核心】
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南開大學國家經濟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戴金平認為,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參與APEC的戰略調整方向與中國改革開放基本戰略方向高度一致。過去30余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漸進性的、摸著石頭過河的,APEC戰略則表現為應對性的和碎片化的。黨的十八大宣布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的改革進入攻堅和頂層設計階段;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也日益凸顯大國方略,APEC戰略則體現為由被動性向主動性轉變、由應對性向引導性轉變、由隨同者向領導者轉變。2014年APEC北京年,是中國APEC戰略大調整的標志,也是中國進入全面改革開放時代的標志。
在WTO框架下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困難重重的背景下,中國對外開放戰略中,多種多樣的雙邊合作和多邊合作成為主導。APEC就是中國推動多邊合作的一個主戰場。中國與APEC成員的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程度很高。中國提出了“APEC模式”:承認多樣性、靈活性、漸進性與開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促進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這一模式在1997年溫哥華領導人宣言中得到確認。中國已經成為APEC成員中的核心之一。
摘編自《人民論壇》
【魏先法:目前數據管理最大的挑戰是數據的開放與共享】
魏先法撰文指出,我們在大數據面前必須應對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是數據質量問題。數據造假威脅數據質量的生命線,錯誤發現使數據的解讀和呈現都出現致命的謬誤,數據盲點導致了信息時代的信息缺席。其次是信息安全問題。信息社會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政黨、每一個國家,都處于“第三只眼”的監控之下。棱鏡門事件使信息社會的國家安全受到致命威脅,亞信會議也對信息安全給予嚴重關切。對于個人來講,隱私保護同樣重要,亟需尋找新的制衡機制。再次是數據獨裁問題。目前數據管理最大的挑戰是數據的開放與共享。通過大數據,不僅能夠獲得更加詳盡的個人信息,而且通過進一步預測把群體特征直接強加于個人,必然導致基于數據的群體歧視。因此,我們必須加快制定關于各類數據的產權歸屬、保護以及數據采集、存儲、加工、傳遞、檢索、授權應用等的法律法規,明確數據擁有者、使用者、管理者、社會第三方等各方責任權利義務,厘清公民隱私權和知情權的界限,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數據應用法律體系;在國家層面出臺政策,明確不同類別、不同層級政府部門在大數據建設中的定位,建立數據保密與風險分級管理機制。
摘編自《學習時報》
【李紅海:陪審制與司法專業化并不矛盾】
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李紅海表示,司法民主化是近年來司法改革的一條重要思路,其核心意思是通過擴大民眾對司法過程的參與,來消除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問題,一些學者要求在中國的司法過程中引入陪審團,由普通民眾來裁決司法案件。作為一個研究普通法的學人,筆者并不反對采用陪審制,但主張先在各地進行廣泛的試點,積累經驗,觀察效果,然后再視結果來決定是否以及如何予以推行。之所以采取這一立場,是因為對陪審制的運行條件有如下認識:第一,陪審制的良好運行需要一個龐大、穩定的中產階層的存在。第二,陪審制的運行需要以法律專業化為前提。事實上,司法民主化和司法的專業化是不相沖突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因此,筆者雖然并不反對采用陪審團,但更優先倡導司法的專業化。對于陪審團,建議設計一套程序,在國內東西南北中部,城市和鄉村,各選一些法院進行試點,并依據其成效來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引入使用。但無論如何,司法的專業化是不應被忽視的。
摘編自《檢察日報》
【李捷:利用新技術手段推動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科學化、時代化、系列化】
《求是》雜志社社長李捷認為,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思想理論研究成果轉化,面臨著新興媒體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如何把這些新媒體平臺和成果有效納入評價體系,建立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有機融合、有效互動,共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評價機制,是當前世界范圍內人文社會科學評價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這就不僅要求我們在評價標準、評價方法、評價機制等方面作出深刻調整,更重要的是要在評價理論方面大膽探索,力爭形成自己獨特、管用的評價理論。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革命為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新技術手段,進一步推動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科學化、時代化、系列化,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提供強有力的評價體系保障。
摘編自《中國社科科學報》
【徐梅:“安倍經濟學”難阻日走向長期平庸】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徐梅撰文指出,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接連射出兩支“箭”——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靈活的財政政策,以擺脫國內長期通縮,促進經濟增長。“安倍經濟學”的效果以及日本經濟前景一直備受關注。
在安倍前兩支“箭”的作用下,2013年度,日本的通貨緊縮狀況有所緩解,經濟形勢明顯好轉,實際GDP增長2.2%,消費物價指數上漲0.8%,日經平均股指從不到1萬點升至約15000點,失業率降至3.9%,均好于上一年度,可以說“安倍經濟學”一度促進了日本經濟復蘇。長期來看,日本結構改革及“安倍經濟學”還會面臨一些問題和風險。首先,老齡化形勢嚴峻。其次,債務風險上升。再次,改革阻力較大。,“安倍經濟學”要想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目標,不僅需要適時適度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克服結構改革面臨的困難和阻力,也需要切實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內需、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促進消費和投資的可持續增長,并靈活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這恐怕存在一定難度。無論何種情況,日本經濟都很難再現昔日輝煌,低速增長將是一種常態,就像著名戰略家李光耀所言,日本將慢慢走向平庸。
摘編自《法制日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