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新常態、“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缺陷、改革開放、農民市民化、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單獨二孩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揚：引領新常態 把握主動權】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光明網撰文指出，2014年的中國經濟，已經充分展示出新常態的多方面特征。這些特征有三個維度展：一是數量、規模維度，展示的是經濟運行的數量側面；二是經濟運行結構、效益和質量的維度，展示的是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側面；三是改革的進展和增長動力的轉換維度，展示的是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的變化，它揭示的是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可持續性。上述三個維度對應著新常態下經濟運行“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的三大特征，只有從這三個維度綜合觀察，我們才能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及未來發展趨勢有清晰的認識。
2014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較2013年提高7%，顯示出效率對速度的良性替代，我國經濟進入了速度略有下降但質量效益穩步提高的新狀態。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已開始脫離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的傳統增長方式，正逐漸向更強調質量、效益、創新，更關注生態文明建設，更重視民生改善、更具可持續性的軌道過渡。2015年的中國經濟將繼續沿著“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的格局前行。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千萬不能對經濟運行的速度變化作過度解讀而忽視質量效益指標的改善，更不能驚慌失措地采取引鴆止渴的對策。總之，在2015年，保持戰略定力，始終保持主動權，最為重要。
摘編自光明網
【吳敬璉：“三駕馬車”分析框架有重大缺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撰文指出，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于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的理論。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的強度決定供給的規模。不過即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只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來討論短期經濟問題，把它用來分析長期發展趨勢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其次，由這種分析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并不取決于人們的愿望。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靠大規模的投資，以及人口紅利和效率提高等一些其他因素。現在的問題在于，這些因素正在縮減或者已經消失。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
摘編自《北京日報》
【張幼文：改革開放為中國在世界發展競爭中贏得了比較優勢】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幼文表示，在本質上，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在微觀意義上表現為內含于產品之中的成本競爭、技術競爭，在宏觀意義上卻是制度競爭、戰略競爭。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社會生產在低水平上的均衡發展。這不僅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首先在經濟落后的東方大國建立，也有著這些國家從一開始實施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經濟體制充分彰顯了集中起來辦大事的優勢，但由于千差萬別的生產活動很難被一個計劃體系所涵蓋，特別是哪些生產要素具備優勢沒有客觀的評判與檢驗標準。因此，在這樣的體制下，難于形成并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是依靠自身的比較優勢，通過發展市場經濟走上了經濟快速發展道路，并催生了社會主義體制的深刻變革。
改革就是體制的優化，開放就是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二者都在于構建體制優勢，并改變生產力落后的劣勢，從而最終贏得國際競爭。社會主義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是在生產力水平仍很落后的情況下，通過改革開放形成了體制上的比較優勢，在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競爭中體現了更強的競爭力。即使在今天，我國生產力水平仍低于發達國家，但依然顯示出強大的競爭力，根源就在于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改革開放形成了相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比較優勢。
摘編自《求是》
【劉奇：農民市民化需要“三向”】
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劉奇表示，“三農”問題的病根是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農民市民化的制度設置，理應以瓦解和破除二元制度為根本，絕不能以保護和助長二元制度為目標。因此，新制度的建立須摒棄二元思維的舊定式，樹立三向思維的新理念。所謂三向思維，就是“向左進城、向右入鎮、向上提升”。向左進城，即讓一些有條件有能力的農民成為市民。向右入鎮，即讓絕大多數農民就近就地城鎮化。向上提升，即打通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
摘編自《學習時報》
【何兆武：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近代科學】
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認為，在古代和中世紀，中國的科學曾經長期居于領先地位。但到了文藝復興以后，中國的科學相形之下卻日益落后了。這是因為：1.近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首先必須和某個社會階級的利益密切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這個階級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學。這一條件正是西歐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統治權的市民階級所具備、而為其他國家歷史上的一切階級所不具備的。2.近代科學得以誕生和發展的另一條件是，科學必須受到現存政治社會體制的尊重和鼓勵，亦即現存的政治社會體制必須能夠把大量的聰明才智吸引到科學事業上來。文藝復興后西歐各種學會和學院的建立與發展蔚然成風，這極大地促進了近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但這種條件在當時中國并不存在。3.導致近代科學誕生于西方而非中國的原因，還可以進一步追溯到雙方源遠流長的文化背景。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屬主智主義的。中國思想的傳統，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識從來就是附屬于德行，為德行服務的，它本身并沒有獨立的價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國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獲得知識，而是指履行道德義務。
摘編自《人民日報》
【韓水法：新文化運動的價值還未遠去】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韓水法表示，新文化運動實際是一場文化、政治和歷史等的綜合運動。關于這場運動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較為深入的并不多；而且，對它的認識和評價等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有人認為它斬斷傳統文化根脈等。有些問題經過較長時間的沉淀會發現更多內容。因此，全面、客觀、理性地反思、總結新文化運動，以跨學科的視野將會把它的理論反思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形成大量高水平的理論闡釋和研究，是中國學術界的義務，也有實踐上的迫切性。
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和設想的社會改革，歷經百年，夢想依舊。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仍在追求理想、良序的社會。因此，新文化運動的價值還未遠去。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穆光宗：單獨二孩政策響應不熱烈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原先預估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出臺之后出生人口將新增100萬到200萬，實際上增加不到50萬，究竟是“遇冷”還是“遇熱”一目了然，無須多言。大小不等的調查表明，申請人數遠遠少于目標人群，響應不熱烈是不爭的事實，即便考慮到生育潛能逐年釋放的可能性，低生育格局依然是難以撼動的人口新常態。“遇冷”給政府一個強烈的信號。現在的年輕一代和他們的父輩相比，生育觀念已經發生巨變，生育意愿和動力已大為弱化。無論是總和生育率（TFR）統計還是無數生育意愿調查，都證明了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都遠遠低于更替水平（TFR=2.2上下）。
中國生育率轉變的大趨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從下降程度看，略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早已轉向總和生育率低于1.3的極端低生育率；二，從時間存續看，1990年代初出現的低生育率已演變為持續性的固化低生育率；三，從地理格局看，過去出現在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低生育率已轉變為全國性、全人口的低生育率；四，從生成機制看，不太穩定的政策約束下的低生育率也已經內化為穩定的內生性、意愿性和選擇性低生育率。
摘編自《北京日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