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四個全面、刑法改革、“引進來”與“走出去”、高校治理改革、“一帶一路”、日本核心價值觀的建構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竹立家：“四個全面”是社會主義未來改革與發展的戰略大綱】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撰文指出，“四個全面”的提出，為新時期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目標”。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制度環境培養權利與責任相統一的“理性國民”，建立一個“誠信社會”，也是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環節。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動新時期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再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向善有序”發展的保障。我們要成為一個“道德的國度”，必須首先是一個“法律的國度”，社會的整體文明程度才會提升。而只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才會保障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個文明和美好的未來。最后，全面從嚴治黨是社會主義社會長治久安、全面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只要我們牢記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價值，固守共產黨人的良心，一切從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出發，通過從嚴治黨“掌好權、用好權”，我們就會沿著社會主義道路打造一個偉大的國家，就會為人類的政治文明開拓出一條新路徑。
摘編自光明網
【許道敏：“刑綱簡要”依然是將來的刑法改革的方向】
最高人民檢察院業務專家許道敏認為，就形式方面而言，刑法的創制要力求實現如下要求:一是語言明確。語言是法律的載體，是法律的建筑材料，甚至可以認為是法律的生命。二是法條具體。按照法治的要求，刑法的條文必須具體，以便人們易于掌握、理解和運用，避免因法條抽象帶來混亂，帶來司法操作上的各行其是，為刑罰權的任意運用開了方便之門，背離了刑法制定的初衷。三是內容易懂。立法者所從事的是一種高水準的工作，他必須秉承對人民權利的高度負責精神，準確地表達立法意圖和人民意志，準確地表達人民的心聲，通過人民的準確理解和自覺遵守彰顯法治的權威。因而，在將來的刑法改革中，“刑綱簡要”依然是改革的方向。
摘編自《檢察日報》
【陳健：以開放促改革，推動“引進來”、“走出去”有效結合】
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副部長陳健表示，“十三五”期間的開放應在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提高開放水平的基礎上，適度通過“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以“一帶一路”為重點在全球范圍主動布局。“十三五”時期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沖刺期，是中國經濟適應增速放緩、實現結構調整升級、尋求發展動力轉換新常態的關鍵期，也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全球規則制訂能力的機遇期。首先，繼續加大市場開放的力度，推動“引進來”和“走出去”有效結合，完善服務保障。通過“十三五”規劃，引導企業積極主動開展對外投資，通過跨境產業鏈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和競爭力，并建立健全“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能夠有效支持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其次，要充分認識對外開放的核心作用，以開放促進改革。另外，要與時俱進，改變傳統思維定勢。在對外開放方面，應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摘編自《人民政協報》
【羅志敏：高校治理改革要以大學校長領導力為主要驅動力】
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志敏表示，針對我國高校業已累積的改革難題以及過往改革實踐中存在的“高開低走”甚至被指摘為“無改革”或“偽改革”的歷史教訓，新一輪的“綜合改革”最需要的就是把這次步調比以往明顯加快的改革轉化為實實在在解決問題、動真格的“真改革”，而要實現“真改革”，當下還應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為主，繼續強化和落實政府作為改革推進者的主體地位，并建立起以大學校長領導力為主要驅動力的問題突破機制。大學校長的領導力不僅體現為一種執行及貫徹政策的力度和效率，也是一種在當前治理困局中改造學校陳習陋規的能力。 首先，大學校長的領導力必須落實到提升行政機構的辦事效率上來。其次，大學校長的領導力必須落實到激發基層學術組織的積極性上來。
摘編自《光明日報》
【龔婷：“一帶一路”對外傳播宜“六多講、六少講”】
龔婷認為，沿線國家及域內外大國圍繞“一帶一路”的輿論環境既有積極和期待的一面，也有消極和疑慮的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誤讀和理解偏差。自我對“一帶一路”的正確表達是外界正確理解的前提，應主動樹立起“一帶一路”對外傳播的話語主導權。1.多講“倡議”和“合作”，少講“戰略”和“地緣政治”。2.多講“共商、共建、共享”和“對接”，少講“中國主導”。3.多講“開放包容”，少講“中國中心”。4.多講“經濟合作”，少講“中國版馬歇爾計劃”。5.多講“惠及所在國民生”，少講“中國海外利益”。6.多講“中國是秩序維護者”，少講“美國衰落”和“排擠美國”。
摘編自《網絡傳播》
【李志明、楊思濤：日本構建核心價值體系的主要內容與構建途徑】
李志明、楊思濤撰文指出，日本核心價值體系是日本人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鍛煉、凝結而成的獨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集團結構、群體意識、競爭風格和拼搏進取精神。這些民族精神主宰著日本文化的演變和傳承。在日本人的核心價值體系中，“忠誠意識”和“集團意識”是核心要素。忠誠意識和集團意識為核心要素的價值體系之間緊密相連，存在于個體、社會和國家等三個層面，并在日本的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個體層面，日本人雖然也受儒家文化影響，但是和日本的社會政治結構相結合后，“忠”“勇”“信”擺在特別重要的位置。在社會層面，忠誠意識便上升或轉化為集團意識，就是以無比強烈的歸屬感為基礎，個人對所屬集團竭盡忠誠，無私奉獻，并作為該集團成員與他人保持行動上的一致。在國家層面，忠誠意識和集團意識就體現得更為明顯了。
在日本構建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以下三種做法和途徑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立足傳統文化、吸收現代文明。第二，政府與執政黨主導和社會參與相結合。第三，綜合運用教育、媒體、法律制度等多種手段構建本國核心價值體系。
摘編自《學習時報》
【胡仙芝：“官場逆淘汰”難容改革型官員】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部主任胡仙芝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推進，必須要有一批“改革派官員”到位。改革派官員的作用重要性雖然已經凸顯，但是，改革派官員又在哪里呢？帕森斯的官僚組織理論告訴我們，由于金字塔式的等級體制，導致庸才識別和選拔機制內在地發揮著頑固的作用，只會導致“冗員增加”，機關嫉妒癥盛行。最后導致整個科層體制進行“愚蠢比賽”和“懶惰競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形成了汰優擇劣的機制性后果。
在改革派官員的選拔過程中，如果一味地采用論資排輩的科層組織進化方式，那么科層組織熏陶下的資深官員將會主導整個科層組織，那樣，程式化、機械化、等級化、僵化就會成為整個組織的一種常態，難以擺脫。這樣，改革事業也就難以有效推進。為此，必須打破這種循序漸進、論資排輩的封閉系統中的穩態人才推補方式，而是要建立一種開放式的、公開化、競爭性的人才選拔和官員選配方式，這是改革事業的當務之急。
摘編自《人民論壇》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