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習近平訪美、“一帶一路”、高校更名、智庫市場、弱勢群體的貧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王義桅：習近平訪美體現歷史、現實、未來三大擔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認為，化沖突為合作，以合作管控分歧，成為中美關系的辯證法。中美關系發展到今天，具有三大擔當，呼吁中美領導人嫻熟運用辯證法，引導、規范中美關系發展。這三大擔當是：歷史擔當——避免陷入守成大國-崛起大國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國政治的悲劇；現實擔當——推動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解決，維護現行國際體系的有效運作；未來擔當——開創更具包容、合理而可持續的世界秩序。習近平主席即將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就是在中美關系發展的節骨眼上，創新運用辯證法，體現上述三大擔當。
摘編自光明網
【高虎城：“一帶一路”是全球經濟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
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一整套國際貿易、金融、發展合作制度安排，曾營造了穩定的國際環境，促進了世界經濟發展，但這一體系已不能完全適應當今世界格局的發展變化。當前，國際經貿規則面臨重構，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坎坷，多哈回合談判久拖不決，多邊投資規則尚未建立。國際金融體系亟待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代表性不足，難以滿足全球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難以適應防控區域性和全球性金融風險的需要。“一帶一路”建設致力于推動相關國家擴大市場開放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有利于促進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區域經濟合作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也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政府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與韓國、澳大利亞分別簽署自貿協定，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進展順利，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日韓自貿區等談判扎實推進，更多國家和地區正在與中國開展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亞太自貿區進程啟動，聯合戰略研究穩步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順利簽署，意向創始成員國達到57個，明確了專業、高效、廉潔的新型多邊開發銀行的發展方向，成為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中國政府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相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融資支持，目前已按照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原則開展了實質性項目投資。
摘編自《人民日報》
【熊丙奇：行政評價把學校的辦學道路導向追求“高大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用高校熱衷更名來談論目前的更名風潮，并不妥當。準確地說，這是高校領導熱衷更名，有一些高校領導，就把在任期內完成學校更名（從學校更名為學院，從學院更名為大學）作為重要的任期政績，而更名的決定，通常就由學校領導做出，在高校內并沒有聽取師生意見的過程。有一些高校更名，甚至在校內引起教授們的抗議，認為更名讓學校丟掉歷史品牌，得不償失，可是，在行政領導的強推下，更名工作還是繼續推進。
更名對高校領導來說，還是充滿誘惑的。這是因為更名在現實的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會給辦學帶來諸多功利價值。于學校領導而言，如果學校從公辦專科升為本科，這意味著行政級別和相應待遇的提升，就是學院改為大學，行政級別未變，但大學校長相比學院院長，也令領導感覺更加良好。這種利益變化，還是“小兒科”的。很多希望學校更名的領導，更認為只有更名，才能為學校發展獲得更大的空間。此言非虛，在目前的教育管理和評價體系中，大學相比學院，確實可以在師資隊伍建設、學科專業設置、課題研究等方面，有更大的優勢，這和我國對高等教育主要還實行行政評價有關，行政評價中，學校的身份、等級，與學校獲得的資源，有著某種對應關系。這種評價體系把學校導向追求“高大全”的辦學道路。
摘編自《文匯報》
【隆國強：推進“一帶一路”需要有風險意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指出，推進“一帶一路”要有風險意識。“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情況復雜，65個國家和地區，有的相對比較發達，有的發達程度比較低，有的國家市場化程度很高，有的到現在還不是WTO成員，最重要的是這個地區有幾類大的風險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個風險是政治風險。比如受地緣政治影響，這里有局部戰爭，有恐怖主義。很多國家的政局也不穩定。原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總習慣與政府高官拍肩膀，以為把關系搞好就解決一切問題，其實他們不知道一旦換了政府，可能會因為前面的行為使得那些看起來很安全的事最后充滿風險。第二個風險是法律風險。一些國家受西方國家影響較多，有的還是前蘇聯解體時新成立的國家，法律體系高度不一樣。要進入這些國家必須了解當地的法律法規，否則的話會面臨非常高的法律風險。第三個風險是文化風險。這里是多民族地區，幾大宗教匯聚在此，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習俗，如果不能了解和尊重，可能在投資貿易過程中就會面臨額外風險。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林尚立：中國應盡快形成智庫市場】
復旦大學副校長、復旦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林尚立指出，智庫是圍繞著現實問題、發展趨勢，聚集各方面力量進行知識生產的機構。但是這種知識生產與學術型知識生產完全不一樣，它是根據需求、根據發展趨勢來進行反應的。一些中國大學為何難以適應智庫的發展要求？就是因為它原本的生產方式被改變了。真正能夠進入一流智庫的人，一定是一流的學者，他們既有知識的一面，又有把知識轉化為智識的一面。而目前這樣的人是比較缺乏的。
中國應盡快形成智庫市場。在國家戰略的制定過程中，過去往往是由官方給相關智庫指派任務。形成智庫市場以后，智庫與智庫之間會出現有益競爭、人才流動，有助于提高思想產品的質量，產生真正的一流智庫。
摘編自《新華日報》
【張曉玲：我國弱勢群體的貧困呈現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并存的態勢】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副主任、教授張曉玲撰文指出，當前我國弱勢群體面臨貧困與生存權問題。弱勢群體生存權問題的突出表現，就是經濟上的貧困。我國弱勢群體的貧困呈現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并存的態勢。就絕對貧困而言，例如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因為貧窮有病就醫困難，因為貧窮很多人婚姻破裂，他們到勞務市場找職業沒有任何優勢，論體力、精力比不上進城的農民工，論文化比不上待業的大學生，只能應聘一些報酬最低條件苛刻的崗位，多數人面臨四處碰壁的極度窘境。在比較穩定的經濟來源斷絕的同時，下崗失業職工還要自己交納每年四五千元并不斷上漲的社保金，還要養家糊口，并有可能遇到家人就醫、孩子上學成家、住房改善等特殊情況需要開銷。他們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著，不但生活極其艱難，而且普遍受到社會的蔑視與欺凌，精神創傷非常嚴重。”而相對貧困的發展最突出地表現為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2014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新一期官方統計的基尼系數。根據此次公布的數據，我國2003年至2013年的基尼系數始終在0.47以上，2008年和2009年高達0.49，2010年為0.481，遠高于2010年全球基尼系數0.44。貧富差距的拉大帶給弱勢群體的不平等感、壓抑和憤懣比絕對貧困更強烈，給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危害也更大。
我國龐大的弱勢群體的出現和面臨的貧困問題說明，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中，一部分人沒有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除個人生理和能力等主觀原因外，這種在經濟社會成果和資源享有上的不公正現象的深層原因，是一些群體在權利的分配和實際享有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正是權利制度的缺陷使得一部分人在利益的博弈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貧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必然要求加強對弱勢群體基本權利的保障。
摘編自《政治學研究》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