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嘯塵（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勞動價值論旨在揭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為從物與物的關系背后揭示人與人的關系提供理論依據。勞動價值論運思精妙，邏輯層層推進，意義不斷深化，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合理內核”的深刻把握和靈活運用，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芒。

　　勞動價值論的科學內涵

　　可以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看作一個理論集群，其重要論述包括：商品的二因素和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及其相互關系、價值質和量的規定性及其變化規律、價值形式的發展和貨幣的起源、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規律及其作用等。

　　商品是勞動價值論運思路線的起點，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商品是用來交換、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體。使用價值即商品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有用性，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物質關系，既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也是所有勞動產品的共通性。一個物品如果根本無用，或雖然有用但并非勞動產品，或雖是勞動產品但并不用來交換，那么該物就不是商品。商品生產者的根本關切不在使用價值而在使用價值所承擔的交換價值，即使用價值之間互相交換的比例或量的關系。

　　各種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價值的商品之所以能夠互相交換，是由于它們都可以換算為同樣的東西，即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也即人的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這個隱藏在使用價值背后、被斯密叫作“勞動一般”的東西就是價值。馬克思指出，當我們不考慮商品的使用價值時，“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特定的社會關系，即人們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不能離開商品生產來理解“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因為任何物品只要耗費了人類勞動就有價值。物品必須有用，必須作為勞動產品，并必須作為商品，才具有價值。

　　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決定的。具體勞動是指生產一定使用價值時某種具體形式的勞動，抽象勞動是指撇開一切具體形式、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并非兩種互相分離的勞動，而是同一勞動的兩種規定。任何一種勞動都既是特殊的具體勞動，又是一般的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和它創造的使用價值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勞動的自然屬性，抽象勞動和它形成的價值反映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關系，是勞動的社會屬性。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囊括在價值范疇內，從而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馬克思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商品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是商品價值質的規定性，但馬克思還需要解決商品價值量的問題。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而勞動量則體現為一定的勞動時間。但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范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造，其不但科學地闡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規定及商品交換的性質，也深刻地闡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極大地拓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的提出，也使得價值規律的理論呼之欲出：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但商品價格不會正好等于商品價值，而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就是價值規律及其表現形式。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發揮其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勞動價值論的當代啟示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其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也揭示了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對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勞動價值論在如下兩個方面的當代啟示尤其發人深思，需要我們認真審視。

　　其一，勞動價值論要求市場主體不斷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提出的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高質量發展、鼓勵勤勞創新致富等，都是對勞動價值論的運用和發展，也是勞動價值論的應有之義。商品的價值量不由生產該商品的個別企業的勞動時間決定，在全球化時代，也可以說不是由生產該商品的個別國家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全球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如果我國市場主體能夠不斷降低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而全球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保持不變，我們就可以獲得超常的利潤回報，中國經濟在全球的重要性和主動性就會更高。馬克思指出：“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降低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關鍵在于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

　　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很多，包括勞動者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等。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于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新發展理念中首要的是創新發展，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關鍵也在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

　　科技創新和知識創新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意義，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在社會生產和價值創造中所起作用的認識，承認并尊重科技勞動和知識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重點論述的是物質生產領域的體力勞動，但他對腦力勞動也給予了充分肯定，把腦力勞動者包括在“總體工人”之中，認為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

　　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各類商品生產的科學技術含量越來越高，科技勞動和管理勞動等腦力勞動作為更高層次的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要遠遠高于簡單勞動。雖然科學技術本身并不創造價值，但可以更好地“武裝”勞動者，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創造更多的價值。科學技術也可以使勞動對象的范圍更廣、性能更好，從而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要充分認識科學技術的作用，充分肯定科學技術人員的勞動，在收入分配方面使他們的勞動報酬與其勞動貢獻相匹配，把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擺到更重要的位置。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幸福安康。習近平總書記說：“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中國要強，中國人民生活要好，必須有強大科技。”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的界限，演化為創新體系的競爭，創新戰略競爭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這是勞動價值論給我們提供的最大啟示和警示。

　　其二，勞動價值論要求我們深化對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相互關系的認識，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走共同富裕的發展之路。價值創造屬于生產領域，價值分配屬于分配領域。雖然價值創造是價值分配的前提和基礎，但價值分配并不僅取決于價值創造，因為社會各個部門，包括那些并不直接創造價值但保障或協助價值創造的部門也要參與價值分配，對于那種要求誰創造誰享有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觀點，馬克思已給予過深刻的批判。價值分配首先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體現一定的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分配關系。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因此必須采取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價值分配形式。公有制要求按勞分配，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分配的底色；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實狀況也要求采取按資本、技術、管理等多種分配方式。因此，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科學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在依法保護合法收入的同時，積極防止兩極分化、消除分配不公，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最終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等級的和非等級的正義研究”（19BZX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