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面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指導文件，對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推進高質量發展，落實新時代“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戰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正確把握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精神實質，至少應特別強調五個方面。

　　要形成對所有合法產權一視同仁的保護

　　只有形成對所有合法產權一視同仁的保護，才叫統一市場，即要在統一大市場里夯牢不可缺少的全面依法治國、追求長治久安的基石。在邏輯關系上，中央文件指導精神所要加快建設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改革發展中早已經明確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構建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石——“全面依法治國”是密切聯結在一起的。現實中，有些企業和社會成員的產權實際上受到了侵犯，沒有很好地在一些具體案例里真正貫徹全面依法治國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個非常重要的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方針。在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要真正面對問題去解決問題。

　　要形成對所有生產要素實現無壁壘流動或充分的低門檻準入的統一大市場

　　對統一大市場中的要素流動，在此之前，中央已經有專門的文件加以強調，這正是對應于經濟學基本原理上所說明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必須要求形成要素的充分流動。作為我國推進現代化建設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供給側各個要素怎樣發揮潛力和作用的方面，所蘊含的一個根本邏輯就是，市場環境建設一定要攻堅克難，使要素盡可能無壁壘流動，從而使供給側要素的組合能夠充分發揮潛力、形成活力。當然，諸如環保要求的技術標準，技術經濟政策標準化，這些是有必要的，而且必須依法由政府管理部門利用公權來實施，但也不能借此一味地提高門檻。在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政府主導的傾向是努力降低準入和消除壁壘，就是體現著建設統一大市場的一個基本趨勢——消除不正當壟斷和過度壟斷，首要的是消除舊體制下存在明顯弊端的行政壟斷，即要求在配套改革方面攻堅克難，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降低交易費用，在實現要素充分流動這個前提之下真正解放生產力，最為便捷地達到供給側要素的優化組合與活力釋放。

　　要推進高水平全面開放，形成與全球化國際市場對接的國內統一大市場

　　新發展格局里，我們更加強調要在應對不確定性和力求掌握主動權的考慮之下，更好地“以內循環為主體”，但這絕對不意味著放松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方面發揮潛力的努力。內外循環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我們要進一步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應該面對的是“負面清單”，政府應該面對的是“正面清單”，這是從上海自貿區開始多輪推動中國本土自貿區發展中已明確的基本準則。我們要義無反顧地擁抱經濟全球化，以開放促改革來進一步促進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構建，促使全球各方面可調動的積極因素支持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國內外循環打通的這個市場，必須是與國際商業文明規范一致的大市場。

　　要實現城鄉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統一大市場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發展過程中，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5%左右，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還只有45%左右，換句話說，14億多中國人里大多數還沒有取得市民身份，已經進城的約3億農民工及他們的家屬，大部分還是沒有取得市民身份的人，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還不能受到均等化對待。讓所有的社會成員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升級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未來幾十年中，我國社會成員流動的大趨勢是，差不多還要有4億人會從農村逐步轉入城市，成為新市民，應該讓他們盡量便捷地取得市民的身份，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這是我們建設統一大市場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也是一個難啃的“硬骨頭”。這一方面表明我們的真實城鎮化水平還不足以給出這種有效供給，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還有相當可觀的發展空間。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伴之以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法治化程度的提升，我們一定要把“城鄉一體化”這個中國未來的統一市場發展起來，以真正實現能夠與現代文明在城鄉管理概念上直接對接的新局面。

　　要統一規范地實現有序競爭并且機制歸一的市場環境

　　這個“統一”就體現在市場環境中的規則和內在邏輯，是對所有市場成員、社會成員一視同仁的。在本質上，這體現出對所有市場主體、社會成員的公平正義的一致性。我們不應簡單地、純技術性地把這個統一市場理解為參照或者局限于所謂的質量標準或標準化。現在說的“統一”，當然包括進一步做好標準化的工作，但真正的統一市場絕對不是停留于這個層次，而是在打造現代國家治理機制方面實現全面的法治化，在公平正義取向上取得明顯的進步?，F在中央強調的統一大市場建設，其戰略意圖就是把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同時，抓好制度創新，帶動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克服相關弊病，讓企業在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中充分地放開手腳，形成長期行為，得以在“負面清單”下“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地去試錯創新，進而讓生產力得到更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