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幼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劉旭（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博士后）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城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載體，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依托。何以走出城市治理現代化“新路”，需要我們從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實踐探索和創新經驗中找尋相關問題并予以解決。

　　共性問題

　　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邊界不斷蔓延，隨之而來的是人口在城市空間高度集聚，由此而產生公共服務效率不高、公共價值弱化等問題。在較大的治理規模下，如何保證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質量，在服務中兼顧效率與公平，考驗著城市治理改革與創新的智慧與技巧。

　　新時期城市管理工作追求高標準、高要求，既要保持經濟社會活力，也要維持城市秩序，秩序與活力的平衡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必答題”，而非“單選題”。城市經濟的繁榮、街面管理的有序、人民安居樂業，需打造兼具精度、力度和溫度的管理新模式。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步伐的加快，城市發展的內外部因素復雜交織，各類安全風險積聚而生，各種自然風險和人為風險、傳統風險和非傳統風險相互交織、相互耦合，逐步演變為影響城市運行的“風險綜合體”。城市治理現代化需要激活城市有機體、生命體的韌性潛能，預防治理遲滯或阻斷，形成城市公共安全收放自如、進退裕如的治理體系和能力。

　　重點領域

　　現階段我國城市人口集聚性和流動性并存，新業態、新居住形態中的城市新群體亟須整合和融入，形成城市治理體系的更新與升級。城市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需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黨組織通過主體補位、網絡聯結、資源整合等機制，構建黨組織統領下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元治理”體系，形成黨建引領、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社會協同的治理架構，構建人人參與、人人負責、人人奉獻、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體。近年來，上海市推出“美好社區、先鋒行動”“黨建全覆蓋”等行動，推動治理體系的有序運轉、多元主體和群眾的有效凝聚、基層治理效能的躍遷升級。四川成都市打造“社區黨委—一般網格黨支部—微網格黨小組”的治理體系，推動黨的基層組織體系與網格管理體系精準匹配、聯動調整。

　　城市公共服務關乎民生的方方面面，公共服務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對城市生活的體驗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公共服務政策和實踐的創新方向是能夠提高公共服務的精準度，識別服務對象，找到服務流程的薄弱點，解決影響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痛點、堵點和難點問題。近年來，上海在涉民涉企服務領域推行“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公共服務改革創新，提高政府服務的精準性。城市公共服務能力現代化需要持續提高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使公共服務更加貼近群眾、更接地氣。近年來，上海在市委、市政府統一部署下，多部門聯合各區積極推動公共服務資源下沉到基層，讓所有群眾都能夠享受到公共服務的便利，相繼推出“十五分鐘生活圈”“生活盒子”“社區食堂”等服務創新舉措，使得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服務的便利。

　　城市管理的“度”關乎城市秩序與活力的平衡，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需要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寓活力于秩序之中，建秩序于活力之上。一方面，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持續推動城市管理資源的下沉和再整合。推動城管、應急、市場等條線執法權力、隊伍等資源下沉到一線街鎮，切實用好賦予街道的建議權、同意權、考核權、參與權、綜合管理權等權力，在此基礎上形成行動力強、素質高的基層綜合管理隊伍。北京市通過基層街鎮“吹哨”、上級各部門“報到”的聯合執法新機制，用實了街道的綜合治理權，優化了條塊關系，打破了“看得見的管不住、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僵局，成為引領全國城市基層街鎮行政體制改革實踐舉措的樣本。另一方面，城市管理現代化需要深耕精細化治理模式。城市是經濟最有活力、商業形態最具創新性和辨識度的場域。要推動“管理”向“治理”升級，在保持市場活力的同時維護好社會秩序，引導管理對象加入管理體系和管理全流程中來，形成共治合力。

　　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的底線性工作，亦是城市有機體、生命體平穩運行的基礎保障。面對城市運行中多因素交織演繹所形成的“風險綜合體”，城市運行安全綜合治理的體制機制創新不能僅停留在綜合治理機制建設層面，還需要以韌性安全為目標，實現綜合治理能力的韌性提升，提高對風險綜合體的整體性適應能力。2024年9月，短短幾天內上海遭遇臺風“貝碧嘉”和“普拉桑”的“二連擊”。城運中心在防臺防汛的事前事中事后構筑集隱患排查、快速響應和善后恢復于一體的應對機制，保持了城市有機體對自然災害的韌性適應。

　　發力方向

　　城市治理現代化需要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未來可從以下幾方面持續發力，久久為功。

　　城市治理歸根結底是為了讓人民生活更美好。城市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是讓人民成為城市建設、治理和發展的主體，同時也需要始終把人民的滿意度作為衡量治理成效的首要標準。在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各項改革措施時，傾聽人民的聲音、回應人民的訴求、看見人民的難處、滿足人民的期待，鼓勵人民參與城市規劃、發展和治理的各個環節，將“人民性”貫穿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方方面面，踐行“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

　　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治理復雜性的增加，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會逐漸無法完全適應現代城市治理的需求。城市治理現代化應當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推動政府管理職能的適應性轉變、整體性重塑，提升行政能力、優化政務服務、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和透明度，同時引導社會力量、市場主體共同參與城市治理的全過程，尤其要發揮企業、社會組織、居民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合作生產功能。政府要適時從“管理者”轉變為“協調者”“服務者”，提高涉企、涉民服務能力，構建能“高效處置一件事”和“高效辦成一件事”的整體性政府、敏捷型政府。

　　在推動城市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綠色發展已成為各國城市治理現代化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我們的城市規劃不能僅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更要確保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城市發展的方方面面，使我們城市在未來依然宜居、美麗和可持續，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放眼全球，數字技術的發展已成為推動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動力。城市治理現代化應發揮數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手段對提升城市治理效率的牽引作用，通過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深度應用，實現城市管理的精準化、智能化、科學化。比如，北京市以12345政務服務熱線為牽引，形成了接訴即辦、未訴先辦等市民訴求驅動的城市治理現代化之路；上海通過“一網統管”和“一網通辦”兩大平臺，打造了高效、透明和敏捷的數字政府模式，使其成為牽引城市治理各項工作的“牛鼻子”工程；杭州積極發揮城市“大腦”的作用，優化數據、算法和算力的應用，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因此，數字技術賦能是數字時代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也是城市治理效能迭代升級的核心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