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知識創造、生態文明建設、提振消費、財政金融政策、城市更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永年：科學認識數智時代的知識變革與知識創新】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指出，維特根斯坦哲學為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相關理論提供了依據。這些理論認為，人工智能的潛力在一定程度上可歸于它能夠掃描大量數據集來學習類型和模式，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就是模仿或者模擬人類，是先“人工”后“智能”。從這個角度來說，可以進一步探討“人工智能”中的“智能”概念，因為機器本身并沒有像人類那樣思考，至少到今天為止，人工智能仍是基于現有存量知識之上的，而非基于人類所具有的智力和智慧之上。因此，有兩個問題需要我們考慮。第一，人工智能的知識水平是可以評估的，其智力水平則不得而知。第二，迄今，人工智能科學應用（AI for Science）和人工智能社會科學應用（AI for Social Science）的大流行所指向的有關人工智能對人類創造知識的賦能作用已經有很多討論，但人工智能對人類智能的衰退作用幾乎被忽視。就知識創造而言，現在應當考慮的問題是：人工智能能創造什么樣的知識，不能創造什么樣的知識？簡單地說，人工智能能夠創造形而下的知識，但人工智能很難甚至沒有能力來創造形而上的和介于形而上、形而下之間的知識。對形而下的知識的創造，人工智能遠比人類高效和精確，形而上的和介于形而上、形而下之間的知識則依然屬于人類的智能和智慧范疇。至少從現階段的人工智能技術來看，人工智能沒有能力作出這樣的知識創造。也就是說，盡管從近期來看，人工智能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沖擊是巨大的，但在知識創造領域，人工智能仍不能取代人類。人類知識生產體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人類應準備好接受人工智能的賦能功能，避免人工智能的去能影響，同時超越人工智能，創造人工智能所不能創造的知識。

　　摘編自《光明日報》

　　【郝棟：以更新理念、更寬視野謀劃生態文明建設】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戰略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教授郝棟指出，生態文明理念的形成與演進，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實踐成果，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從感性認知走向理性升華的過程。可以說，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的發展，經歷了由實踐到理論、由理念到戰略的系統演進過程，既體現了黨對自然規律認識的深化，也反映了我國發展理念日益向綠色、低碳和可持續方向的戰略性轉變。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斷指導實踐落地，生態文明建設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的變化，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表現在生態質量持續改善、綠色發展深入推進、治理體系不斷完善以及全民生態意識顯著提升等多個層面，彰顯了從理念躍升到現實治理能力的深刻轉化。這些成果的背后，是中國共產黨對自然規律和發展規律認識的持續深化，既有深厚的理論指導，也依賴于制度優勢和治理能力的高度整合。在新發展階段，必須站在全局戰略高度，以更新理念、更寬視野謀劃生態文明建設，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格局，真正實現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統一。

　　摘編自光明網-理論頻道

　　【尹振濤：為提振和擴大消費注入金融動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尹振濤表示，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擴消費、促增長中處于重要地位，扮演著重要角色，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釋放居民消費潛力。發展普惠金融，可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持續穩固居民的消費信心。二是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推動金融服務體系與社會保障體系深度融合，既能通過專業化運作實現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又能依托金融服務網絡為居民提供便捷的商業保險產品，從資金保障與服務供給兩方面減輕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顧慮。三是有利于促進供需更好更快匹配。推動消費金融創新發展，既能夠為滿足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提供多樣化金融產品和服務，也能夠幫助經營主體精準識別消費者需求，引導供給端加速提質增效，推動實現供需良性循環。正因如此，我們要高度重視發揮金融在擴大消費中的積極作用。金融系統要主動擔當作為，不斷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提升金融服務能力，聚焦消費重點領域和環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為更好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提供有力支撐。具體可在以下方面著力。一是完善消費金融服務體系。二是強化金融服務與消費場景的融合。三是強化科技賦能與風險控制。

　　摘編自《人民日報》

　　【徐玉德：多管齊下釋放財政金融政策協同效能】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徐玉德認為，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核心工具。兩者目標一致、工具互補、節奏協調，會產生超越單一政策或線性疊加政策效果的乘數效應，對穩定經濟、促進就業、支持企業發展，能發揮更有效的推動作用。需要明確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協同并非政策簡單加總，也非以政策支持替代經營主體發力，而是聚焦主要矛盾、重點領域、重點主體，通過政策聯動、資金撬動、風險分擔，讓經營主體依托政策聯動支持，在應對內外部不確定性中發揮創新創造力、激發內驅力、增強發展韌性。截至2024年末，我國累計培育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14.1萬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46萬家。財政金融政策在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加強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通過直接支持與間接撬動，一方面可以穩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預期、提升發展信心，增強市場活力，為推動經濟增長夯實“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財政金融資源配置效能，支持經營主體增強造血能力，為提升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和專業化水平、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做強實體經濟提供堅實保障。需通過優化財稅支持政策、激發企業創新自主性，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提高企業融資實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等舉措多管齊下釋放財政金融政策協同效能，助力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在日益嚴峻復雜的內外部形勢下向內發力，提振信心、提升能力，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活力、增添動能。

　　摘編自《經濟日報》

　　【陳明星、張文忠：為城市更新注入新動力】

　　中國科學院區域可持續發展分析與模擬重點實驗室主任陳明星，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張文忠認為，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7%，標志著城鎮化進入以存量優化為主導的重要時期。這一轉型不僅意味著建設重點從增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更要求建立適應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治理體系。其具體特征如下：一是城市發展底層邏輯的轉變。未來，城市發展將不再僅僅是經濟和空間的擴張，而是更加注重滿足不同群體的多樣化需求。二是城市發展和建設重點的轉移。城市發展的重心將從單純的規模擴張轉向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的提升。三是超大特大城市空間治理的挑戰。尤其涉及城市住房、教育和醫療等資源的空間和結構性失衡問題。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已成為中國城鎮化進入存量優化階段的重大命題。然而，隨著新時期城市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城市更新面臨著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比如現行規劃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城市更新多元資金保障機制尚未形成、大城市及舊城公共服務更新壓力較大、城鄉融合及城市邊緣存在“燈下黑”問題等等。亟待從完善城市更新的政策法規與制度體系、完善可持續的城市更新多元投資體系、完善舊城更新改造人本化的空間體系、完善城鄉雙向一體化的協同發展體系等多維度入手，系統性地優化四個體系，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

　　摘編自《學習時報》

　　（光明網記者 劉夢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