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斌、劉一鳴（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

　　2021年8月3日，為期兩天的首屆全球數字經濟大會在北京圓滿落幕。大會以“創新引領數據驅動——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為主題，設置了數字經濟體驗周、全球數字經濟創新大賽及企業家研討會三大特色活動，舉辦了20多場平行研討會和成果發布會，吸引了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與會議。近年來，中國正迅速成長為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大國，數字經濟市場及相關產業不斷發展，不僅豐富了居民的日常消費生活，也推動了傳統生產方式的變革，逐漸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數字經濟也將迎來由“大”到“強”的拐點。

　　數字經濟的興起：新發展階段下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面對復雜多變、增長乏力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的數字經濟產業迎難而上，不僅有效緩解了疫情造成的負面沖擊，也取得了豐碩成果。根據中國信息通信技術研究院于2021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的38.6%，居世界第二位；增速同比上升9.7%，位居全球第一，是同期GDP名義增速的3倍多，標志著數字經濟產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引擎。

　　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蓬勃發展助力疏通了國內大循環的供需動脈。2020年，中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31.7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總體規模的80.9%；數字產業化規模達7.5萬億元，占總體比重的19.1%。數字經濟產業有力推動了生產要素優化重組，一方面催生了人工智能、科技金融和區塊鏈等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與傳統生產要素相結合，疏通了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關鍵環節的“供需梗阻”，有效提升了經濟系統面對外部負面沖擊時的韌性和協同性。

　　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經濟形勢，數字經濟具備高增長、高價值、可持續性較強的特性，是調整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促進世界經濟復蘇，提升國際經濟治理效率的關鍵領域，中國在這其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伴隨著數字經濟產業的欣欣向榮，中國經濟更深度地融入了國際供應鏈和產業鏈。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態勢喜人，增長速度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產業增長明顯，出口結構不斷優化，交易主體和交易空間不斷擴展，以跨境電商為代表的新興行業模式表現優異，充分挖掘了消費市場的潛能，顯現了我國在數字經濟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中國正積極參與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包括提交“中國關于電子商務議題的提案”，并在2016年9月，于中國杭州舉辦的 G20 峰會通過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這是全球首個數字經濟合作倡議。5年以來，通過G20、金磚國家、中國－東盟、WTO等區域和多邊合作平臺，中國積極推廣數字經濟治理經驗，深度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規則的制定。

　　數字經濟的未來：開放與監管并重

　　在數字經濟時代，世界經濟結構將發生重要轉變，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備受考驗。一方面，在技術變革的催動下，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日新月異，全球文化價值觀向著多元化的趨勢發展，傳統的治理機制正面臨規則競爭、產能調整和文化沖突的多重壓力，法制建設和監管能力相對滯后，數據開放性較低，部分地區信息基礎建設不足，數據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不高。以跨境電商為例，現有的標準和規則難以準確辨認征稅主體，逃稅和避稅問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力不斷提升，世界經濟秩序發生重大轉變，深度影響了全球經濟治理的國際格局。在保護主義思潮的滲透下，爭論的焦點由經濟層面的質量和價格問題轉向政治層面的政策和規則的矛盾，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和制度競爭更加激烈，貿易規則的碎片化傾向更加嚴重。為了適應新時代發展的要求，中國應堅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致力消除新型貿易壁壘，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構建和維護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環境。

　　一是繼續加強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數字經濟時代對設備的迭代和技術的更新提出了更加嚴苛的要求。信息化、系統化和標準化的新型基礎設施有助于彌合地域之間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引導和創造新的消費需求，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除此之外，應著力推動建設數字貿易產業園，加強科研資金投入，提高資金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發揮知識密集型產業的集聚效應，積極推進“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基于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精準匹配全球數字生產和銷售買賣雙方的利益訴求，提供包括通關和物流等環節在內的“一站式”數字服務，推動全球數字經濟合作向更健康、開放的方向發展。

　　二是主動參與構建和完善雙邊及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國際數字經濟規則。由于數字經濟涉及網絡安全、信息安全與跨境支付等敏感領域，國際上有關數字經濟規則的制定爭議不斷，WTO的相關談判依然處于停滯階段。中國應綜合考慮各國的利益訴求，加強磋商和溝通機制，在維護國家安全、尊重數字主權的基礎上形成政策態度，表明維護全球多邊經濟規則的堅定立場，逐步推動形成數字經濟規則的國際共識，主動提出和參與雙邊及多邊體制下的數字經濟規則的構建。具體而言，可依托RCEP等區域貿易協定，以跨境電子商務作為切入點，提高數字貿易的通關簡化水平，推動隱私保護等涉及到消費者切身利益的議題，進一步提升相關法律政策的透明度，探索符合發展中國家訴求的數字經濟規則框架。

　　三是完善數字經濟的監管制度和相關法律法規。當前，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的框架中仍然欠缺對數字貿易治理和數據監管相關的法律規章，國內的法律體系也亟待完善和補充。首先，應針對不同國家的國情和文化，明確各監管主體的職責，推動建立國際信息安全共享平臺，堅決打擊洗錢、詐騙、侵犯信息安全和知識產權等跨境犯罪現象，提升跨境網絡交易監管和處置能力；其次，在完善相關法規的基礎上，盡快出臺數字經濟領域的安全標準；再次，健全信用體系和跨境貿易糾紛解決機制，吸取國外先進的信用體系建設經驗，實現信息實時更新和共享，加強對國內國外消費者權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最后，在保障網絡安全的基礎上，逐步降低數字貿易壁壘，提升數據的共享和開放性，對跨境數據流動加以合法地規制，保障執法過程的透明度。

　　四是轉變政務服務方式。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政務服務效率相對低下，難以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互聯網+政務服務”戰略是新時代政府轉變服務方式，調整工作職能的重要途徑，有效促進了部門之間信息共享，節省了人力、資金和時間成本，優化數字經濟的商業環境，幫助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國家大數據”戰略則是實現社會創新發展的重要戰略部署，也是服務民生的直接途徑。應加快完善各類便民應用和在線服務平臺，在保障社會穩定和居民幸福的基礎上，加強數據的收集和篩選能力。除此之外，平臺共治也是推進經濟治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應通過創新政府平臺互動模式，將原本作為信息中介的平臺企業吸納進來，一方面有助于監管網絡信息環境，維護國家與個人的信息和財產安全，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數字政務治理的效率，實現縱橫交錯、內外聯結的跨界協同治理機制，提高各部門應對復雜問題的綜合能力，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