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琴（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文明中心助理研究員），韓永偉（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文明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今天，生態旅游越來越受歡迎，不僅成為人們親近大自然、放松身心、豐富生活的重要方式，還成了各地經濟發展的有力增長點。深入推進生態產品的價值轉化，有助于賦能綠色產業升級，將生態文化服務的“高顏值”轉化為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

　　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概念內涵及價值轉化邏輯

　　根據202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發布的《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試行）》，生態產品是生態系統為經濟活動和其他人類活動提供且被使用的貨物與服務貢獻，包括物質供給、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三類。其中，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是生態系統為提高人類生活質量而提供的非物質惠益，如精神享受、靈感激發、旅游觀光、休閑娛樂和美學體驗等。國家林草局等部門發布的《生態產品目錄清單（2024年版）》進一步明確，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包括旅游康養服務、休閑游憩服務、教育科研服務、精神審美服務、景觀增值服務等具體類型。

　　從生態經濟學理論上看，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多以非市場價值形式存在，如存在價值、遺產價值等，但可借助條件價值評估法、旅行費用法等進行貨幣化計量，以此揭示其隱性財富。基于微觀經濟學及利益相關者相關理論，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需遵循“價值挖掘—價值評估—創新模式驅動價值變現—健全多元協同機制保障可持續”的路徑，形成涵蓋價值挖掘、評估、轉化及共享的系統性過程，通過各環節的有機銜接，實現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的有效轉化。

　　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四種典型模式

　　文化服務作為重要的賦能手段，正通過多元化路徑激活生態資源的內在價值。全國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并形成了成效顯著、各具特色的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模式，主要可歸納為文化賦能自然生態型、文化賦能都市生態型、文化賦能鄉村生態型和文化賦能文創品牌型四種。

　　文化賦能自然生態型模式的核心在于依托核心優質自然景觀，深度融入地方獨特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與藝術元素，通過系統整合旅游觀光、休閑度假等多元業態，使壯美的自然景觀承載深厚的文化內涵，從而打造出具有高吸引力和高附加值的沉浸式體驗目的地。如內蒙古阿爾山巧妙融合森林、火山、溫泉等自然奇觀與蒙元文化、民俗風情及冰雪藝術，構建了四季皆宜的文化生態旅游勝地。福建武夷山作為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地，則以朱子文化、茶文化為靈魂，賦予丹山碧水深厚的文化底蘊，給予游客“看山品茶悟道”的獨特體驗。

　　文化賦能都市生態型模式聚焦于城市及近郊的公園、綠地、濕地等生態空間，通過高標準的保護與修復提升，增強這些生態空間在提供休閑游憩、科普教育、審美熏陶等方面的綜合服務功能，使其成為提升城市宜居度的綠色動力。如北京城市綠心森林公園在大運河畔的生態基底上，有機嵌入藝術中心、博物館等特色文化設施，成為集市民文化休閑與生態涵養于一體的城市名片。雄安新區在規劃前期便前瞻性地將“千年秀林”生態工程與“文化傳承”理念緊密結合，推動藍綠交織、文化浸潤的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

　　文化賦能鄉村生態型模式立足于鄉村特有的田園風光、深厚的農耕文化和生態智慧，通過實施生態環境整治、保護性修繕和利用傳統建筑，并引入現代管理理念與設計美學，積極發展特色民宿、鄉村文創、農事體驗、民俗節慶等業態，從而有效激活鄉村內生發展動力。如浙江安吉余村從礦區蝶變為綠水青山，通過深挖生態文化資源發展研學旅游等，生動詮釋了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陜西袁家村以關中民俗文化為核心，精心恢復傳統作坊、打造特色美食街區，2024年接待游客超950萬人次，綜合旅游收入超12億元，成為鄉村振興的典范。江西婺源縣依托“中國最美鄉村”的生態本底，深度整合徽派建筑文化、古村曬秋民俗與壯觀的油菜花海景觀，實現了生態“顏值”與文化價值的高效轉化。

　　文化賦能文創品牌型模式的關鍵在于從優質生態環境及其承載的豐富文化內涵中，提取獨特的美學元素、故事原型與文化符號，借助現代設計、影視綜藝、品牌授權等手段，將這些文化與生態價值轉化為市場接受度高的創意產品與服務，如特色文創商品、數字內容、主題出版物等，開辟出生態文化價值變現新路徑。故宮博物院文創是此模式的杰出代表，其從紫禁城的建筑美學和文物珍品中提煉出眾多文化元素，創新設計開發出萬余種文創產品，收到廣大年輕消費者的喜愛，讓傳統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煥發蓬勃生機。國家公園也在積極進行品牌文創實踐，如大熊貓國家公園、三江源國家公園、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等，通過提煉其標志性的生態元素與文化故事，開發系列文創產品、出版物等，促進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

　　提升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建議

　　為深化文化服務賦能效應，需針對四類模式實施差異化策略。針對自然生態型模式，應強化自然生態景區文化活動的承載力評估，開發低干擾和深度體驗項目，并建立文化收益反哺自然生態系統保護的長效機制。針對都市生態型模式，需在規劃階段預留彈性的文化載體空間，根據城市人口結構適配非遺工坊、生態科普館等差異化設施，同步探索“綠心文化設施—周邊土地增值”的收益反哺機制。針對鄉村生態型模式，重在傳承并保護鄉村文化，完善“合作社+農戶”利益分配，培育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針對文創品牌型模式，需加強文化IP開發及數字賦能路徑，構建文創品牌價值轉化網絡。

　　此外，需要從系統層面支撐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首先，科學量化自然景觀、歷史文脈、民俗技藝等無形資源的文化溢價，為生態權益交易、品牌授權等市場化路徑提供依據。其次，深化跨區域協作機制，統籌優良的生態資源與文化資源聯動開發，引導相鄰地域錯位發展“生態+文化”特色，避免同質化競爭。再次，創新社區共建共享機制，優先保障當地居民參與生態管護、文化展演、民宿服務等環節，確保文化惠民與增收致富同步實現。

　　通過精準施策與系統性機制創新，我們能更好推動文化服務真正成為激活生態系統價值的“轉換器”，讓綠水青山在文化賦能中科學轉化并實現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