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蕾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走向縱深，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得到蓬勃發展和深度應用，人類社會發展全面進入數字時代。“十四五”規劃對數字化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明確提出要“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適應數字技術全面融入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趨勢，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運行方式創新，構筑全民暢享的數字生活”，描繪了未來我國數字社會的美好圖景。從國際趨勢來看，新一輪疫情沖擊和影響下，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各國突破逆全球化困境，推進現代化進程、實現高效能治理的革命性力量。最新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顯示，數字化轉型對全球GDP的貢獻率持續增強，成為后疫情時代經濟下行的穩定器。

　　但我們也要注意到，數字化轉型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新動能的同時，也成為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重大集體行動，面臨一系列社會領域的新挑戰。

　　首先，不平衡不充分現象日益突出。數字化轉型保護了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但轉型速度的巨大差異也帶來了新的發展問題。最新數據顯示，除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化轉型速度普遍落后，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是發展中國家的2.8倍多，城市地區數字覆蓋率明顯高于鄉村地區，數字化發展的優先效應進一步強化。過去20年間，全球私營經濟對數字化領域的投資在迅速攀升，到2030年這一新興領域的投資機會還會繼續增長。但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繆爾達爾曾指出的，市場力量的無序界入可能會強化而不是弱化區域間的不平衡。在技術力量的加持下，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功能模塊化和碎片化趨勢日益明顯，增值收益有流向技術寡頭的趨勢。要促進數字社會的協調發展，必須加強不同國家之間、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協同和合作，在開放創新的基礎上實現更高質量、更公平和可持續的發展，讓數字化轉型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其次，整體性治理尚未完全成型。隨著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創新應用，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已經成為全球新一輪發展的共同目標，但技術主義去中心化的特點也使得整體性治理理論面臨碎片化的挑戰。美國自1993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以來，至今已經制定近百項數字化政策法規，鼓勵和保護自由主義立場；歐盟2013年以來推出以促進歐洲一體化為核心的數字化戰略，希望在歐盟層面整合資源，搶占數字化規制的全球領先地位；日本則努力與美歐數字治理模式對接，推動跨境數據流動，打造美歐日“數字流通圈”。全球數字治理中統一與分歧并存的態勢日益明顯，技術壁壘不斷突破的同時，市場競爭和各自為政的困境比比皆是。如何在治理領域形成一致的價值導向，凝聚共識，有效遏制住碎片化轉型的弊端，在健康、就業、教育、權益、安全等涉及民生的數字化領域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整體性治理，仍然急需價值層面的澄清認同。

　　第三，數字鴻溝帶來新的不平等。數字鴻溝曾經被認為是因為數字接入能力不足造成的數字使用障礙，如互聯網、移動設備或WIFI信號，但是，隨著基礎設施不斷改善，人們發現代際差別、收入差別、教育差別、地域差別都可能帶來新的數字鴻溝。比如，老年人數字技能缺乏問題、偏遠鄉村地區數字教育的滯后問題，再比如越來越頻繁報道的青少年沉溺網絡問題，以及數字素養高低導致的收入差距問題。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繁榮，但也可能讓窮人愈窮，弱者愈弱。比如機器代勞和人工智能剝奪就業機會。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調查顯示，到2030年全球將有8億人的工作崗位被機器取代，3億多勞動力需要進行數字技能再培訓。此外，算法錯誤可能影響福利政策和重塑貧困。當數字化轉型在防疫、養老、殘疾、婦女兒童和健康領域全面鋪開時，人們也越來越擔心，數字弱勢群體，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因為工作生活各領域的基本保障缺失而受到懲罰？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成為最早在政府文件中明確“數字社會建設”目標任務的國家之一，并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我國互聯網基礎建設加速推進，5G和光纖寬帶覆蓋千家萬戶，網民規模超過10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1.6%，數字應用不斷向基層下沉，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建設穩步推進，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全球最為龐大、最為生機勃勃的數字社會藍圖正在一步步轉化成為現實圖景。

　　數字社會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一個具有理論原創性和探索性的概念。與數字經濟的概念不同，數字社會強調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強調新發展格局下“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強調老百姓在數字化轉型中的幸福感、獲得感、參與感、認同感。

　　加強和加速建設數字社會，不僅是對全球數字化轉型挑戰和機遇的積極回應，在理論層面還具有以下重要啟示。

　　第一，突出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導向，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牢牢把握數字化轉型機遇，是當前國情世情背景下，實現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突破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回顧了黨的百年奮斗歷史，重溫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歷程。作為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的顯著標志，現代化是全球認同的共同價值，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絕不是西方現代化的翻板。從建國初期的工業化、四個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始終堅持統籌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在尊重市場配置資源規律的基礎上，自覺、主動地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數字社會建設既是對唯GDP論的反駁，也是新發展格局下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調整生產關系，以實現人民群眾的共同福祉為導向的探索實踐。數字時代為個體和環境賦予了新的意義，政府、市場和社會，制度、機制和數字技術之間的角色分工、關系協同，不僅是對傳統治理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制度社會學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第二，突出數字化轉型的社會屬性，促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式創新。深度現代化階段，數字化轉型首先是對生產方式的改造和革新。數字技術使得組織結構向扁平化趨勢發展，社會運行可以通過“一網通辦”“數字孿生城市”“數字地球模型”進行組織和管理，勞動者參與經濟社會的方式發生變化，個體思維和認知模式更新換代，最新熱詞“元宇宙”強調隨著信息技術的漸近發展，人類完全可以再塑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并有完整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多維虛擬數碼世界。但正如學界所擔憂的，“元宇宙”的無限擴張，會不會徹底導致現有的政府和組織體系失靈，舊世界被遺忘，在技術寡頭把持下重構一個虛擬的烏托邦“世界”。數字社會建設的提出，則是對這種擔憂的一種解答。數字化轉型必須堅持社會屬性，數字社會必須代表大多數人的總體利益、滿足民生領域的共同需求，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數字技術并非單一的力量，線上社會必須和線下社會融合共通，遵守現有的社會規則和管理方式，將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在服務民生的過程中實現基層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三，突出數字化轉型的發展屬性，構建和平開放的包容性發展。數字社會建設作為社會領域一項面向未來五到十五年的新任務，發展是其必然屬性。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下，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和分歧固然存在，但不是主流。堅持和平開放的理念，加強國際和區域間的合作，政府、市場和社會攜手，加強制度、標準和規制建設，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核心，實現不同階層、種族、性別、收入和代際群體的包容性發展，以及全社會的整體性發展，才是數字社會建設的核心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