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莉娟（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把建設現代流通體系作為一項重要戰略任務來抓”。2021年3月，“強化流通體系支撐作用”寫入我國“十四五”規劃；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對各地區各部門提出“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暢通國內大循環，重在突破供給約束堵點，重在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可見，進入新發展階段，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而對于起重要支撐作用的流通體系而言，“高質量”既是建設標準，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和凸顯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高質量建設中國特色現代流通體系，包含以下幾個要點。

　　高質量首先是基于“市場”的標準，即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建成貨暢其流、高效運行的市場流通體系。基于市場的內在尺度，流通效率的高低仍是評判流通體系高質量與否的首要指標。從“流通在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固有范疇來看，高效率的商品流通總要表現為時間節省和空間擴張，或者說，力求以更短的流通時間開拓更大的市場空間。其具體實現則要從市場的微觀基礎著手，培育起一批能夠高效服務于國內大循環、并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型流通主體，以及具備強大信息與資源整合能力的商品流通平臺，以突破我國流通產業的組織化程度不高、跨地區流轉能力不強、內外貿協調能力不夠等發展問題。以中國實踐為例，我國市場流通體系的形成是一個漸進式變革的過程，其巨大變化是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改”出來的，其主線就在于，政府不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流通領域的行政管理大幅縮緊，循序漸進讓位于日漸成熟的市場機制，由政府對流通運行起決定性作用轉變為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歷史經驗表明，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競爭都是流通效率的試金石，企業作為流通體系的真正主體，其微觀機制的不斷創新是流通體系高質量運行的底層邏輯。

　　更具體而言，從構建高質量市場微觀基礎的角度，傳統意義上的商品批發和零售企業仍是現代流通體系的核心主體，而其高質量發展仍首要表現為商品經營能力的提高，即通過專業化、規模化的采買和銷售活動，提高商品把控能力，加快庫存周轉，對供需匹配發揮高質量媒介作用。特別是對大型零售企業而言，不能一味地與商品脫鉤而向平臺化轉型。有些觀點認為，在未來的流通競爭中，只有平臺的天下，再無渠道的價值；而實際上，平臺并不是什么新模式，平臺也無法代替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以中國零售業的實踐為例，在其市場化轉型發展并借鑒西方模式的過程中，大型超市、百貨商場曾普遍引入“通道費”“聯營制”模式，其實質就是轉向出租場地、柜臺、貨架的平臺化思路，雖然避開了選品、采購的風險，但也帶來自主經營能力缺失、流通效率損失的現實問題，以及過度金融化和商業地產化的風險。越來越多的實踐表明，從人民群眾日益升級的消費需要出發，流通企業專業化地采購商品、買賣商品、經營商品，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中不可替代的商業功能。只有扎實練好“自營”商業的“基本功”，才能使流通過程持續不斷地服務于廣大勞動者的真實消費需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同時，高質量的市場流通體系必須內含發達暢通的物流體系，因而也要著力培育一批具有高效保管、運輸、配送和價值鏈整合能力的商貿物流企業。2021年8月，商務部等9部門聯合印發《商貿物流高質量發展專項行動計劃(2021-2025年)》，說明商貿物流的高質量發展也是貫徹落實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和建設現代流通體系決策部署中的重點任務。比如，在2020年我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四通八達的物流網絡和配送體系，為群眾居家購物保持生活安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再比如，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能逐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高效物流體系和商貿物流企業所發揮的基礎性支撐作用不容小覷。

　　當然，流通體系建設與市場體系完善是相輔相成的，高質量的流通體系寓于高質量的市場體系之中，其既是市場體系運行效率的集中體現，又以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和國內統一大市場為基礎，并與信息、金融、供應鏈等高質量服務體系發生緊密互動。

　　高質量必然還包含“現代”的標準，在加快建設網絡強國和數字中國的當下階段，現代化的最直觀特征即數字化。現代化本身是個動態變遷的概念，在特定時代有著具體不同的標準。隨著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各種新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數字化已不是什么新概念，但無疑是對現代化指征的最基本和最突出反映。以零售企業為實踐先鋒，中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正在引領世界數字化發展前進方向。數字化賦予了流通企業愈益精準的市場和消費洞察能力，不僅使其助力供需敏捷匹配，而且大大強化了流通反向引導、聯動生產的能力，盡力減少了供需錯配，并進一步深度貫通產業鏈和供應鏈優化升級。比如，有大型電商平臺提出，“數據是人類第一次自己創造的能源，而且越用越值錢”，有互聯網新創企業提出，“大數據是燃料，算法是發動機”。大量實踐表明，大數據算法正在成為破譯市場需求的不二法門。再比如，很多流通企業正推出高比例的自有品牌產品，不少電商平臺也正聯手大數據推行反向定制生產，假如沒有數字化的連接，這些是絕不可能大范圍、大規模實現的。

　　基于數字化零售的實踐經驗，下一步，批發體系的數字化重構將是重要發力點，批零高效分工協作是數字化流通體系的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流通體制改革率先發力于批發領域，破除了“一二三零”（即一二三級批發和零售）體制，但在原批發體系解體后，各地興辦的大小批發市場作為一種過渡形式，其規范化、組織化發展問題及其未來命運一直是實踐的難點。當前數字經濟不僅為傳統批發市場帶來了信息化轉型契機，而且有望通過數字技術的賦能，培育起真正具有跨區域整合能力的大型綜合或專職批發企業。同時，在數字化趨勢下，現代流通體系建設也將加快商品運輸及配送體系的智慧化升級。通過數字化的全方位驅動和賦能，使流通體系不斷夯實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并更加突顯對暢通經濟循環的先導性作用，是高質量建設現代流通體系的必然方向。

　　高質量更要凸顯中國特色，即中國現代流通體系的特色要始終與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相聯系。政府支持和主導下的流通基礎設施建設，一直是中國流通體系的典型特點和獨特優勢。由國家集中組織和投資興建的交通運輸通訊及互聯網等基礎設施，不只為了彌補私人資本的市場失靈，而且體現在對這些一般性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超前投入，使其廣泛覆蓋不同區域，普及到農村乃至大山深處，為構建高效暢通、城鄉一體的流通體系充分配置基礎性物質條件，從而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組織力強、協作性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也是中國特色的真正體現。

　　中國特色流通體系建設還要牢牢把握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使流通體系切實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絕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發展目的。這就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化公有制經濟對穩定市場大局的主體作用，優化流通體系的宏觀管理機制、預警過度金融化等虛擬經濟信號，遏制“資本的本性”在流通過程的無序飛舞，絕不能讓流通體系脫鉤實體經濟。202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列為重點任務，國家隨后也發布了系列政策文件加以強調。防范資本無序擴張不等于限制資本發展和擴張，也不是一個“行業”或“領域”的概念，而是從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出發，對守護和壯大實體經濟的強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實踐表明，當資本與商品不斷脫鉤、與現實的消費需要相脫離，從而過度金融化、虛擬化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經濟泡沫化。舉例來說，數字化只要是為真實的消費需要而服務，就具有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無限潛力，但如果成為資本賺錢和發財的手段，則具有催生虛擬經濟乃至誘發經濟危機的無窮后患。這就說明，技術只是發展生產力的工具，基本經濟制度層面的區別才是最根本的。

　　中國特色流通體系建設更要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一致，特別是在當前依托電子商務、數字平臺、直播助農等不同形式開展的各類新型貿易活動，不僅為商品流通不斷發掘新渠道和新市場，而且有效激發了有利于勞動者增收創收的多種多樣的創業創新活動，實踐中已經涌現出流通助農和扶貧的大量生動案例。未來，要繼續推動形成以商業促產業、以創業促就業的流通減貧增收機制，使流通體系真正助力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