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成剛（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2億人左右，靈活就業已經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就業方式。靈活就業不僅能夠帶動就業創業、增加勞動收入，還能促進商業模式更加靈活多樣，培育發展新動能、新業態，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要激發靈活就業為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動力，就需要不斷提高靈活就業的正規化、組織化水平，提升靈活就業者素質，改善靈活就業者勞動生產率，推動新就業形態對靈活就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

　　傳統靈活就業的現實困境

　　傳統靈活就業的概念與國際上“非正規就業”的概念內涵一致，指的是未被勞動法律和稅法覆蓋的就業群體，通常缺乏就業保障、福利和勞動法規保護。在社會上，非正規就業通常被認為是工作安排不穩定、收入水平不確定、社會保障不健全的就業模式。

　　影響靈活就業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一是與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歷史有關。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以二元分割為主要特征，城市職工和農村勞動者之間的就業壁壘從改革開放前就長期存在。以農民工為主的次級勞動力市場中，靈活就業的比例更高，一些農村勞動者在進城務工等過程中被擠入保障程度較低的靈活就業行列，遇到了工資拖欠、不合理罰扣、扣押保障金、工傷保障缺失等問題，勞動權益保障不足。

　　二是制度設計重視正規就業，制度構建初衷與現實差距拉大。在數字經濟出現之前，鑒于靈活就業相對較低的就業質量，我國勞動力市場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國際勞動組織對存在二元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的廣泛建議一致，即不斷提升正規就業勞動力市場的規范程度，同時推動非正規就業向正規就業發展。國際勞工組織將這一方式稱為“單向道路”，意即推動非正規轉變為正規，以解決靈活就業低就業質量的問題。而數字經濟的出現推動了傳統靈活就業向新就業形態升級，勞動者在新就業形態中甚至可以獲得高于正規就業的就業質量和個人效用，單向道路與現實發展趨勢差距日益拉開，時代呼喚靈活就業領域的制度建設。

　　三是傳統靈活就業組織化程度低，正規化程度不足，有效需求波動大，搜尋成本偏高，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傳統靈活就業者主要是利用線下市場和自己的社會關系網搜尋工作，這種工作搜尋模式效率低、成本高，需求不連續。這導致勞動者常常處于工作不飽和狀態，收入水平、人力資本再投資能力等都受到影響。

　　以新就業形態發展促進靈活就業高質量發展

　　隨著數字技術不斷進入，以平臺作為組織基礎的新就業形態正成為我國靈活就業中重要且規模不斷擴大的力量。一些傳統上以靈活就業為主的服務行業，開始由數字平臺進行組織，勞動生產率、工作專業性都得到改善，并對包括正規就業在內的整個勞動力市場形成倒逼機制，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質量。傳統上處于非正規部門或未在勞動、稅收相關法律覆蓋下的靈活就業勞動者正在向新就業形態轉移，勞動者就業正規化、組織化、規?；潭炔粩嗵岣?。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以前處于勞動力市場邊緣的就業困難群體，可以借助新就業形態重新成為市場的參與者。例如，數字經濟領域的電商、直播等靈活就業形式，提高了部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幫助拓寬了就業選擇面；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為失業再就業群體提供了多元化選擇；各類數字經濟領域的靈活就業，如云客服、人工智能標注師等打破了就業時空限制，幫助偏遠地區的失業人員、殘疾人借此獲得就業機會。

　　另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很多高知識、高技能的群體，如大學生、已經有多年工作經驗的白領、有一技之長的自由職業者等，也在嘗試以新就業形態的工作作為職業轉型或創業的起點。這一類勞動者靈活就業給他們帶來的收入回報可能遠高于傳統受雇于單位的正規工作的回報，因此進入靈活就業是他們出于收入和職業發展的主動選擇。

　　筆者梳理某直轄市2021年全年“12345接訴即辦”新業態靈活用工勞動權益投訴數據顯示，涉及以平臺為組織基礎的新就業形態的投訴占全部勞動權益投訴的比例不到0.5%。同時，根據某外賣騎手平臺活躍騎手人數計算的勞動權益投訴發生率僅為萬分之三。這說明新就業形態的勞動權益保障問題并非是該領域的主要矛盾，政策探索的方向應該在尊重市場探索基礎上，對新就業形態中違反勞動權益保障底線的行為，如工資拖欠問題予以及時糾正。在對新就業形態發展的規范和支持之間，還應該以支持為主，使新就業形態能夠在就業崗位創造，提升靈活就業正規化程度，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供給需求匹配效率，增強勞動者抵御不確定性等諸多有利于社會進步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相關監管政策影響，新就業形態發展速度相對有所下降。一方面，平臺經濟發展速度減緩。以平臺商業模式創新的創業項目受到投資關注的熱度下降，平臺經濟向服務業其他行業的“擴面”效應減弱。這意味著在尚未完成數字化、平臺化的服務業出現新就業形態的趨勢在減弱。另一方面，近年來對互聯網平臺經濟各類監管不斷加強，在勞動領域加大勞動權益保障力度呼聲不斷，但政策推動方向可能造成市場探索出的運行模式無法延續，企業人工成本大幅度提升，導致進一步擴展就業范圍的意愿減弱。

　　在現實中，確實有大量在傳統靈活就業中的勞動者通過進入新就業形態實現了就業質量的提升。新就業形態的出現是以農民工為主的次級勞動力市場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量，但要用好這一契機，還需要社會各界跳出既定思維框架，創新思想觀念和制度構建，以適應社會發展要求對制度規范做出調整。

　　新就業形態高質量發展呼吁新保障措施

　　工資報酬是新就業形態下靈活就業勞動爭議最為集中的領域，包括拖延支付應付工資、克扣工資、離職不結算工資等問題。工資報酬安全是勞動權益保障的底線，對于任何形式的拖欠均應予以治理和制止。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投訴的另一個主要方面是勞動合同及用工管理，主要包括勞動關系不明確、未簽訂勞動合同或相關合同、實際工作情況與合同約定情況不符等。目前我國已經在推動新就業形態標準合同建立，并以多種措施規范新就業形態用工雙方協商訂立勞動合同或勞務(承攬)合同等。此外，工傷及職業病投訴盡管占比總體較低，但造成的職業傷害對勞動者影響較大。這部分投訴問題主要包括用人組織不申報工傷，平臺未投保商業意外險，勞動者遭遇工傷后可能會被用人組織辭退等。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為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傷害問題提供了新途徑。

　　就業既是民生問題，也是發展問題。過去幾年，互聯網平臺企業應用數字技術，結合我國的人口和市場需求規模、城市化發展，共同推動了新就業形態的快速發展，既使普通勞動者享受到了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也在出行、就餐、配送等各個生活場景中為大眾提供了切實便利。應認識到靈活就業的就業質量短板，抓住新就業形態發展的主要矛盾，在尊重市場規律和保障民生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繼續依靠市場力量發揮其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