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傳林（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際，一個無法忽視的重大現實問題便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對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關重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無疑，這對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了新要求，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斷調整和優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積極探索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有機結合的途徑，從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準確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一方面，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建立完善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便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幾乎在歷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均有所涉及，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毋庸諱言，黨中央在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中積累了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豐富經驗，但學界在理論高度上的提煉與總結仍不夠系統完善。從經濟思想史的演進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歷來備受經濟學家的關注。全面深入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有助于厘清學界關于政府與市場有效邊界問題的爭議，也有助于破解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協調所導致的雙重失靈問題。

　　另一方面，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僅對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借鑒“中國之治”提供了可行路徑。理論源自實踐。在中國長時段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各地區立足本地資源稟賦優勢，大膽進行本土化的制度創新，積極探索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的有效途徑，為理論界構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提供了實踐論來源，也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知識基礎。中國作為發展中的超級大國，成功實現從欠發達經濟體向中高收入經濟體的躍遷，且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積累了豐富經驗，亟待從理論上進行梳理和總結，并將其上升為“中國之治”的理論基礎，從而為其他仍未實現經濟趕超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借鑒“中國之治”提供參考。

　　新時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善和調整，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結合有力推進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沒有完全處理好，二者間關系仍不夠協調，政府越位、缺位、錯位仍有發生，對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構成了制約，亟待優化和完善。

　　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夠協調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政府越位，即本該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領域卻出現了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情況，此時，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范圍和空間便會縮小，進而會影響到市場經濟的發育深度和廣度。當前，我國土地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和信息市場、勞動力市場等要素市場發育度偏低，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市場失靈。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關鍵技術研發創新不足、食品藥品存在安全隱患、平臺壟斷等問題的存在，既印證了市場失靈的普遍存在，也反映了政府缺位問題。市場經濟發展史表明，在市場無效的領域必須發揮好政府作用，否則便無法確保市場秩序。當然，還需要從國家治理機制的變革和優化等角度出發優化政府自身的激勵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動力不足問題，激勵彌補市場失靈。

　　實踐中，政府引導市場機制的方式方法同樣可能需要優化。譬如，為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綠色環保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各地區紛紛借助優惠政策超前引領當地企業發展高技術產業項目，但卻導致了投資潮涌現象的頻發。不少地區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一哄而上”，爭相布局，盲目發展新能源、節能環保等熱門產業，造成地區重復建設、同質化競爭等問題，不利于新質生產力產業載體的整體發展。

　　不斷優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進一步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當下，探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突破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第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首先，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權力清單的列示有助于從法治上限制各級政府部門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范疇，從源頭上將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框定在可預期的范圍內。其次，進一步限定好國有企業的存在領域和范圍。不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產業和項目，原則上交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這不僅有助于扭轉市場預期持續轉弱的困局，還有助于激發全社會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最后，必須“放得活”，極大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當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鼓勵和支持一切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各類形式市場活動和交易形式，為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第二，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有機結合。處理好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一環便是有效治理各級政府部門“缺位”問題。基于政府的作用為破解市場失靈提供集體化的應對之策，即要“管得住”。比如，為了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創業活力，應在市場主體創業失敗時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救濟、再就業培訓、紓困救助、保障房等公共產品，并加快建立有助于促進各類市場良序發展的退出機制。同時，更要發揮好政府在基礎性市場制度建設方面的關鍵性作用，為有效市場的形成和發育提供體系化制度支撐。當前，特別體現在加快構建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上，還體現在進一步增強政府對市場合規行為的監管和規制上，以及創造更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上。此外，伴隨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應加快推動政府職能的轉型，將政府的作用轉向反壟斷、規制算法合謀、防范平臺資本無序擴張、規范數字資產的使用、構建數據要素市場監管體系等職能上來。

　　第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探索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改進政府引導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由駕馭市場轉向服務好市場，并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加強地方政府間的橫向交流和合作，在事前避免各地區借助優惠政策相互“挖墻腳”或是出臺“以鄰為壑”的產業政策。首先，加快轉換政府角色，將經濟管理職能轉向主要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共服務和創造一流的營商環境上來，轉向切實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其次，對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進行規制，鼓勵地方政府在跨省聯合投資基金組建、商事跨省通辦、新質生產力空間布局協調、產業合作共贏、改革經驗共享等領域深化府際合作，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橫向合作交流機制。最后，發揮好政府在推動新質生產力形成中的作用。這便要求面向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來調整和創新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促使舊式的產業政策向能夠有效支持顛覆性前沿技術創新的方向調整。比如，從直接補貼高技術產業轉向補貼高技術研發創新和新技術應用推廣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