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道勇（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從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和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來看，處理活力與秩序關系是貫穿整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理論與實踐議題，如何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活力與秩序的動態平衡，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直面的“時代之問”。

　　處理活力與秩序關系是人類現代化的重大難題

　　在近代以來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現代化轉型及其帶來的強大張力一直備受關注。這是因為，活力與秩序之間的矛盾將會帶來社會團結局面的崩潰。具體而言，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會帶來巨大活力，社會越具有高度的活力，就會越傾向于不斷打破現有的秩序，解構維系這種有序狀態的各種體制、機制和制度。反之，如果沒有這種強大的活力所形成的倒逼機制，所謂的有序最終也會是一潭死水的停滯不前，無法在發展中形成秩序的自我更新。

　　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先后研究數十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并得出結論，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其“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這一結論有著實證數據的支撐。根據世界銀行歷年《世界發展指標》的數據，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達到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一共只有13個，即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美屬波多黎各、赤道幾內亞和毛里求斯，其中，赤道幾內亞依賴石油一夜暴富，而毛里求斯則在2013年后又重回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其他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是在短暫地出現經濟快速發展局面后，進入社會失序狀態，如軍事政變頻繁、政權更迭不休、腐敗易發高發，甚至恐怖主義猖獗，社會動蕩不已。

　　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進了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極大地釋放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1979年—202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9%，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0%的增速水平。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國也成為世界上秩序最為穩定的國家之一。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公布的近三年全球法律與秩序指數民調結果表明，在世界上最為安全的國家中，中國一直排名第二，是排名前十的國家中唯一人口過億的大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人民群眾對全國平安建設的滿意度達98.2%。作為一個比近代以來崛起的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還要多4億的巨型國家，我國既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讓社會充滿活力；也實現了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讓社會整體一直處于有序狀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為解決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提供了初步的中國答案。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在國內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深層次的利益格局調整，在國際上面臨各種風險挑戰。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譬如，高風險社會帶來風險應對的新命題，個體化社會帶來社會團結的新難題，網絡社會發展帶來社會治理的新議題。這種高速現代化需要更為強大的社會活力來推動，也需要更為堅韌彈性的社會秩序來維系。在新征程上，如何使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社會在更高水平上保持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狀態，是擺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