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江瑾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平臺是數字經濟形態的組織

　　人類社會已處于數字經濟形態構建的進程中，表現為技術革命帶來人工智能的知識創造；數據成為核心生產要素；平臺成為主要組織方式：虛擬空間作為主要活動場所；新的生產力帶來數字制度與治理的制度變革，以及人機協同的決策模式。平臺成為數字經濟體系的組織。數字經濟形態下的平臺組織帶來經濟體制成本的大幅降低。一是通過網絡外部性/網絡效應，實現平臺“為市場競爭”而非“在市場競爭”。二是數據、算法和算力組合成新的生產函數，平臺憑借巨大算力、復雜算法和大數據，整合海量信息，降低搜尋成本、復制成本和驗證成本等。

　　平臺是市場、企業與政府的協同組合

　　平臺是數字經濟體系下市場、企業和政府功能的協同組織。一是協調經濟交易。平臺通過價格結構設計平衡供需雙方加入平臺，發揮網絡效應，形成正向循環，不斷擴大平臺用戶規模和平臺價值。二是協調生產活動。平臺通過網絡效應取代傳統垂直整合型企業，核心生產活動由企業內部轉移至企業外部，協調管理外部生產活動和平臺生態系統。三是提供基礎設施。提供信息基礎設施，實現信息的顯示、收集、存儲和傳輸；提供交易基礎設施，通過輔助訂單下達、所有權轉移、貨幣交易實現商品和服務的交換，提供整合多種支付方式的支付系統，并確保平臺上買賣雙方之間的交易順利、安全完成；提供評估基礎設施，通過制定使用條款、進行黑箱算法治理來監管質量標準和平臺參與，通過端對端算法實現平臺監控并建立評級系統。提供開發者基礎設施，為開發者提供軟件開發所需的工具和環境。對開發者進行合理編排，使他們獨特的貢獻能夠整合到平臺生態系統。程序上非正式的，由定義相關標準的專業和技術專家網絡進行調解。平臺運營商優先選擇自我監管。

　　平臺是市場、企業和政府功能的組合。傳統理論將市場、企業、政府視為對立分隔的主體，忽視了它們是經濟體系的關聯和協同。在數字經濟形態下，平臺打破了傳統的市場、企業和政府邊界，在新的經濟體系中發揮協調不同主體和組織的中樞作用。一是“市場－企業”協同。市場和企業的邊界取決于市場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管理成本之間的平衡。平臺通過精準匹配算法提高匹配效率，顯著降低交易成本，同時，平臺作為企業將生產活動由企業內部轉到企業外部，構建并管理平臺生態系統，直接改變企業管理結構和成本，隨平臺發展形成“市場－企業”之間新的平衡。平臺利用價格結構的設計充分發揮跨邊網絡外部性，持續增大用戶規模，一方面提高市場規模和匹配效率，另一方面擴大企業規模和盈利能力。二是“市場－政府”協同。傳統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和自由競爭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政府解決公共品供給、壟斷等外部性和市場失靈。市場與政府是主次和先后次序。數字經濟形態下，平臺市場協同中出現的治理問題，政府難以摸清，也難以有效提供公共品和制度供給。平臺既是市場組織者又是治理者，一方面通過設計合理的定價機制提高市場規模和效率，另一方面提供制度基礎設施維持平臺秩序。三是“企業－政府”協同。傳統經濟下，企業只承擔經濟生產職能，政府承擔維持公平競爭和企業產權保護和預期功能。數字經濟形態下，平臺必須維護自身生態，提供制度規則，進行平臺系統治理；平臺是由所有者和開發者形成的經濟體系，必須處理好所有者和開發者的產權和利益關系。與傳統企業不同，平臺有足夠激勵提供數字基礎設施，構建和維護平臺生態系統，不斷完善平臺運行規則，實現平臺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平臺實際上替代或補充了線上虛擬空間中政府的職能。同時承擔企業和虛擬空間“準政府”的雙重責任。

　　平臺作為一種新型經濟組織的優勢

　　與傳統市場相比，平臺一是提高了匹配效率。傳統市場交易分散，依靠價格機制調節供需，匹配效率受到參與市場人數、地理空間等因素影響；平臺依靠海量數據和匹配算法實現實時供需匹配和調節。二是降低了交易成本。傳統市場交易成本較高。平臺通過匹配算法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搜尋成本，平臺能夠實現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的高效匹配，降低搜尋成本；復制成本，平臺下每新生產一單位商品的邊際成本趨于零，復制成本低到忽略不計；驗證成本，數據平臺上的在線反饋機制和聲譽機制可以降低驗證成本，降低交易中的道德風險，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三是形成長尾市場。平臺在線交易打破了傳統物理空間限制，推薦算法有利于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位于需求曲線尾部的大量非熱門產品的需求被激活，越來越多的細分市場成為重要的市場力量。四是聲譽機制。相比傳統市場的非人際交易，平臺通過聲譽機制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信息不對稱問題。平臺聲譽系統供買家和賣家對交易行為進行評論，并將評論信息反饋在平臺上，供其他用戶瀏覽，從而約束買賣雙方的行為，保障平臺交易的可持續性。

　　與傳統企業相比，平臺一是通過網絡效應，實現正反饋循環。網絡效應被認為是平臺企業最大的發展動力，網絡效應帶來更大的企業規模，產生更多價值，吸引更多參與者，從而創造更大的價值，形成良性的反饋循環。二是贏者通吃。由于網絡效應，成功的平臺企業享受越來越大的規模收益，因此各領域平臺市場通常由少數大型平臺主導，形成“贏者通吃”的格局。三是成本結構改變。平臺在發展初期投入較高的固定成本用于搭建技術基礎設施和技術開發后，每生產一單位新產品的邊際成本趨于零，并且隨著用戶規模的不斷擴大，平均成本也逐漸趨近于零。傳統企業通過內部垂直整合和協調減少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信息成本；平臺在企業外部的市場中降低信息成本，而不是像傳統企業在企業內部降低信息成本。與傳統企業作為生產者角色不同，平臺不直接從事生產，而是生態系統的管理者，服務于全球數十億用戶。擁有開發者基礎和顯著網絡效應的平臺企業傾向于從垂直整合轉向開放創新的經營模式，通過開放平臺和提供開發工具，吸引第三方開發者擴展平臺生態系統。同時通過開發新的應用和服務來擴展平臺的功能，推動平臺的快速成長。平臺通過優化其生態系統創造價值，而不只是孤立地提升自己企業產品的利潤。

　　與傳統政府相比，大型平臺提供的數字基礎設施有準公共品特征，表現出非競爭性和有限排他性。平臺提供數字基礎設施能夠帶來直接和間接經濟價值，同時利用網絡效應積累用戶規模，持續擴大和鞏固市場地位，因此平臺有明確激勵提供高質量數字基礎設施。平臺提供的基礎設施具有專有性，平臺參與者在路徑依賴下習慣于特定平臺，平臺轉換成本高，從而形成平臺鎖定效應，即用戶由于連接成本、軟件學習和升級系統所需的時間等原因，選擇堅持使用當前平臺。鎖定效應進一步促進了平臺對基礎設施的高質量供應，進而增加用戶轉移成本，保護市場地位。基礎設施的提供具有可拓展性與靈活性。分層、模塊化架構是平臺基礎設施的核心，模塊化架構意味著平臺功能可以分解為多個獨立的模塊，平臺可以通過增加或替換模塊進行功能拓展。這些架構鼓勵平臺推動外圍組件的多樣化發展，同時也保持平臺核心功能的穩定性。傳統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難以適應數字基礎設施快速迭代、靈活拓展等特性，平臺的發展是需求驅動的，擴大用戶規模是平臺的關鍵目標，因此平臺能夠適應數字基礎設施彈性靈活的要求，根據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情況及時改進基礎設施，實現數據驅動的治理。數據驅動的平臺治理能夠實時、多維度進行數據分析，從而實現快速精準決策，信息傳遞和決策效率高，行政成本較低，信息開放，透明度高，靈活性強，能夠快速適應環境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