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紹賓（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財政政策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我國實施一攬子增量政策、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等，有力保障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均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從“積極”到“更加積極”，不僅是財政政策工具的調整與政策力度的加強，而且體現出宏觀經濟治理思路和理念的演進與深化。

　　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比，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力度、節奏和主動性等方面均有明顯不同。一是政策力度更大。直接表現為更高的財政赤字率、更大規模的政府債券、更大的財政支出強度等。2025年財政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高1個百分點，赤字規模5.6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6萬億元；擬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3萬億元，比上年增加3000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9.7萬億元，比上年增長4.4%。二是節奏更快。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求把握時機，主動靠前發力，增強政策的前瞻性和針對性。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出臺實施政策要能早則早、寧早勿晚，與各種不確定性搶時間，看準了就一次性給足，提高政策實效。三是主動性更強。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熨平經濟波動、實現逆周期調節。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求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意味著實施財政政策更加主動，在政策對象、政策工具、政策力度等方面有更大幅度的創新。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用力、更加給力，反映出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思路。

　　更加注重立足國情，堅持實事求是。國際通用的3%赤字率警戒線標準，并非依據經濟理論和計算公式推導得出，而是歐盟為使歐元區各國將赤字和債務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以利于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而劃定出的。從主要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近幾年受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赤字率經常突破3%。與西方國家相比，當前我國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特別是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且我國政府債務形成了一大批優質資產，為經濟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今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是立足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特征作出的科學判斷，能為宏觀經濟調控創造更大操作空間。

　　更加注重政策效能，突出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更加積極”的取向不僅要求政策力度更大，而且追求效果更好。今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科學謀劃好“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年份。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既包括應對短期經濟波動的相關舉措，也包括促進中長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充分體現了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面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部分重點稅源行業增長放緩、資產資源的盤活空間收窄、財政騰挪空間有限等問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強化精準投向，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增后勁等方面的財政支持，繼續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大幅提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還特別強調政策要務實管用，確保有限的財力能發揮最大作用。

　　更加注重系統集成，強調打好政策“組合拳”。宏觀調控不是財政政策的“單打獨斗”，而是多領域政策的協同推進。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加強與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充分發揮不同政策工具的優勢，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政策制定和執行全過程。特別是要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協同聯動，切實形成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整體效能。

　　研究當前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需主要從以下三方面發力。

　　第一，更好利用財政政策空間，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一是提高財政赤字率，引導社會預期。盡管當前還面臨一些困難挑戰，但社會預期和信心增強的窗口期正在形成。與其他財稅政策工具相比，財政赤字率的社會關注度高，更能體現政策信號。今年首次提高赤字率至4%水平，可以向市場充分釋放穩經濟的堅定決心，迅速傳遞政策意圖，進一步穩定社會預期、提振市場信心。二是擴大政府債務規模，為穩增長、調結構提供更多支撐。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44000億元，支持地方加大重點領域補短板力度，進一步向實施區域重大戰略、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傾斜。繼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其中8000億元用于更大力度支持“兩重”項目、5000億元用于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三是加大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增強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能力。202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比上年增長4.4%，在加大支出規模的同時，加快各項資金下達撥付，盡快形成實際支出。

　　第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強對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保障。一方面，聚焦重點工作任務，強化精準保障。圍繞《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重點工作，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增后勁。例如，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對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支持，促進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和重點群體就業問題；圍繞擴大國內需求，綜合運用相關財稅政策工具，推進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強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教育科技人才等領域的支持。另一方面，聚焦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促進財政平穩運行、可持續發展。按照一攬子化債政策安排，推動地方落實隱性債務置換政策，繼續在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一定規模用于補充政府性基金財力，支持地方化債。允許專項債券支持回收閑置存量土地和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在防范道德風險的同時，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同時，聚焦增加地方自主財力，兜牢基層“三保”底線。始終把“三保”擺在財政工作優先位置，2025年安排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103415億元，同口徑增長8.4%，不斷加強地方財力保障。加強財會監督力度，優化轉移支付資金管理，確保資金精準發力、投向基層，同時強化地方政府的財政科學管理能力，提升資金使用透明度和效率。

　　第三，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政策協同聯動。一是加強國家戰略規劃和相關政策的統籌協調，發揮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需充分結合“十五五”時期新的階段性特征，科學謀劃重大戰略任務、重大政策舉措、重大工程項目，更好發揮規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指導作用。二是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形成政策合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不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協同配合、同向發力，有助于充分發揮我國獨特的財稅、金融等方面的制度優勢，形成政策疊加效應，促進有效需求增長，從而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三是加強增量政策與存量政策的協調，完善政策工具體系。優化各類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的有機協調，促進政策從“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銜接暢通，不斷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同時，開展政策實施效果評估，實施重大財稅政策全生命周期評價，及時發現并解決改革和政策實施中的問題，根據變化的國內外形勢，適時推出新的增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