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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雪(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蘇州大學地方治理研究院)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發客觀上形成對全球治理、國家治理、地方治理的綜合考驗。中國防控疫情的成功經驗再一次證明,在全球化時代,面對諸多復雜、多元、多層次相互交織的全球公共議題,任何一個層面的高水平治理對于全局來講都是不可或缺的。后疫情時代,在逆全球化、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的多重挑戰下,協調國家與國際社會、國內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要任務。如何合宜地界定并進一步探討全球治理、國家治理與地方治理三個層面之間的共融互動關系變得尤為重要。
國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礎
全球治理理論從誕生到發展,始終伴隨著國家如何在場的爭論,這也使得全球治理中國家的定位構成理解全球治理的關鍵維度。全球治理的邏輯起點是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即在缺乏中央權威的國際體系中,強調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這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基本價值預設。相比而言,國家治理的邏輯起點則在于國內社會的“有政府狀態”。從治理方式上看,國家治理的基礎正是通過國家公共權力的代表——政府來實現的。國家治理的范圍嚴格局限在一國的領土范圍之內,具有強制性、單向性、等級性等特征;全球治理則致力于在超越根據領土劃分的空間上,解決跨國性的公共問題。
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兩者并非相互對立與矛盾的正題和反題關系。實際上,在全球治理實踐中,國家從未離場和缺位。一方面,國家是國際關系與國際事務最基本、最主要的行為主體,國家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基礎;而全球治理所涉及的各種議題都與國家息息相關,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各國政府才是解決國內外公共問題的最終責任主體。另一方面,在各種類型的全球治理主體中,國家擁有更高的治理能力與合法性,全球規范的落地主要依靠國家來完成。在各個領域中全球問題的真正解決,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國家的邊界之內。因此,有效的國家治理是全球良治的核心要義,離開國家,全球治理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互為外部性
在高度互聯互通的國際社會中,國內問題國際化與國際問題國內化雙向運行的內在邏輯使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呈現出愈發明顯的互為外部性特征。
首先,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在國內層面進行有效治理,那么這種國內的失序或弱序狀態就會通過各種途徑向外部世界輸出負面影響,甚至演變成區域乃至全球性的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正是由于美國國內治理失效引發的,其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直到今天依舊尚未消弭。
其次,在全球化時代,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在國內實施了有效治理的一個重要標準是,這種國內治理在實現本國利益的過程中,是否損害了其他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盡管國家治理是一個國家對國內公共事務的治理,但這種治理歸根結底是在全球化語境中進行的。如果國內治理是以增加全球治理的成本為代價,那么它就不是全球良治所需要的國家治理。從這個層面上講,只有嚴格控制國家治理的負外部性,才有助于促進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統一與互動互融。
可以看到,世界范圍內的金融貿易、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議題既是全球性的,又深刻影響著每一個國家。全球治理所依托的普遍性國際規范,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對國家的治理行為產生影響,成為國家制定國內政策與議題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基于此,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于不斷改革和完善國內的相關制度機制,以表達對全球治理機制與制度的認同和落實。這也有助于國家更好地參與國際事務。
地方是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最活躍的場所
隨著地方與國家、超國家層面的聯動日益密切,地方的主體性不斷被激發,不僅成為國家治理中最活躍的場所,亦成為全球治理在國內范圍中的拓展和延伸。全球治理本就是一種多層次實踐,應當被視為一個包容性的框架。因此,對全球公共事務的治理不能只在國家與政府層面進行。
在全球治理內化與地方治理外化持續相互作用并彼此滲透的新階段,無論是全球治理、國家治理還是地方治理都在經歷明顯的職能轉變。首先,對于全球治理來講,如何進一步打通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分野,將兩者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共同進行治理已經愈發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與實踐的重要挑戰。其次,無論在超國家、國家還是次國家領域,越來越多元的治理主體正與國家分享治理權,但這并沒有動搖國家在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中的主導地位。相反,鑒于國家所擁有的公共權力與資源,其在事實上正通過轉變角色與定位,成為各個層面治理事務的總協調者。這反過來也在不斷要求一國的中央政府變得更加強大,從而有能力在介入全球和地方事務時整合各種資源,協調各治理主體趨向共同的目標。最后,基于全球化所帶來的網絡化、多中心的地方治理變革,全球治理、國家治理已經深刻嵌入地方治理的模式、策略和路徑當中,并在不同層面影響著地方治理的過程與結果。無論是全球治理還是國家治理,都需要地方治理的密切配合。地方直面全球治理浪潮的情形日漸分明,并且在特定的時空情景下,全球事件甚至能夠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占據地方治理議程的中心,而國家所承擔的各項治理任務最終也需要通過地方治理的方式予以消化和落實。
邁向整體善治的治理
隨著人類知識的進步與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全球治理、國家治理、地方治理三個層次的互動關系已經日益呈現出統一性、互融性特征。在后疫情時代,進一步維護和推動這一良性互動狀態不僅有助于全球、國家、地方三個層次的治理向整體善治的目標邁進,更有助于為塑造一個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精神內核的全球秩序提供更加開放的框架。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傳統地緣政治回歸、全球發展失衡加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深入推進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等一系列現實問題,給全球治理、國家治理與地方治理的共融互動關系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這些現實挑戰的復雜性與緊迫性,呼吁全人類共同深刻反思并尋求各治理層次協同應對的新出路。
作為全球治理體系中越來越重要的變量,中國亟須在準確把脈全球治理特點與發展邏輯的基礎上,積極應對新環境與新變化,以更加合理的方式發揮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更有效地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良性互動。第一,在全球治理層面,堅持全球關懷、國際視野,遵循全球治理的規律和世界發展的潮流,繼續推動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全球治理。針對逆全球化不斷加劇的情況,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繼續倡導人類整體命運與利益的休戚與共,尊重差異并尋求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第二,在與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動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參與制定全球治理新制度與新規則。密切關注人類面臨的重大公共事務,從本國的治理出發,為全球治理作出積極貢獻。第三,在地方治理層面,隨著中國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體系,地方治理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為此,要提升應對各類危機以及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這不僅需要進一步協調黨的組織領導能力、政府的行政負責權力和社會公眾以及媒體的參與型、監督型權力,還必須在新情況和新條件下與時俱進地更新治理路徑。總而言之,后疫情時代,三個層次的治理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且相互配合、良性互動,才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對人類公共問題的有效應對。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國際制度競爭背景下中國的國際組織戰略研究”(21ZZD004)、蘇州大學2021年度博瑞獎教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項課題“新時代中國周邊外交中跨界民族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