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培林（浙江大學區域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全球化從冷戰結束以后高歌猛進，發展非常快。如果看數據，全球GDP總和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貿易額增長速度，這表明過去全球化發展非常快。如果考慮資金流動和其他方面證據，更可以說明這一點。

　　最近全球化遇到一些挑戰，這些挑戰有很多復雜的原因，歸結起來有三方面。

　　第一，發達國家內部有一種觀點認為工作崗位被別國搶去了，工資被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壓低了。這導致發達國家工資上不去、就業機會減少。這是全球化遇到障礙的一個因素。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各國內部政策要調整，另一個是需要圍繞稅收進行國際協調。現在國際上也有一些稅收協調了。

　　第二個導致全球化遇到障礙的因素是貨幣安排。二戰以后，各國貨幣盯住美元，美元和黃金綁到一起。上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總統把黃金和美元脫鉤，之后美元代替黃金，成為儲備和交易結算貨幣。這種狀況可以理解為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是國際儲備和交易結算貨幣的錨。但實際運行中美國國內政策成了美元的“錨”。這種安排有一些內在問題，導致現在的全球失衡。解決這個問題更需要國際協調。圍繞這個問題，有很多學者提出解決辦法，但還需繼續深入研究。

　　全球化遇到障礙，除上面兩個因素外，還有一個因素。眼下，我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發達國家擔憂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快速發展和追趕，導致他們喪失技術優勢，于是發達國家采取了封鎖技術的措施。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做法，不利于發達國家自身，也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不利于全球。發達國家這類做法背后的考慮是什么呢？薩繆爾森2004年寫過一篇文章。我們都知道，貿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各國比較優勢不同。因為比較優勢不同才有貿易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開展貿易，各國都能改善福利。中國和美國比較優勢是不同的，比如說中國的比較優勢在鞋和襪子，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波音飛機。薩繆爾森認為，中國追趕的時候就應該提高帽子、鞋子、襪子的生產率，不要在飛機的生產率上追趕美國。否則，如果中國在飛機生產率上快速追趕美國，到一定時候，盡管中國飛機、帽子、襪子絕對生產率都低于美國，但只要中國飛機和鞋襪帽子的相對生產率和美國趨同，就意味著中國比較優勢和美國一樣，那兩個國家就沒有必要開展貿易。這時美國的福利就會受損失。這是薩繆爾森的擔憂。該文章的政策含義，就是要通過種種政策來限制追趕國家，使得追趕國家別在飛機生產率上追趕，而只在帽子、襪子上不斷提高生產率。這樣的話，比較優勢才得以存續，才有必要繼續搞貿易。

　　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對中國抬高關稅等措施的時候，包括美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內的經濟學家們，都認為貿易能夠做大蛋糕、改善福利。如果經濟學列幾個公認程度最高的共識，這一定是其中之一。但美國政府實際采取的做法，大家都看到了。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從特朗普政府時就采取措施，不僅對中國封鎖技術，而且也在協調和美國關系密切的國家的立場。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的說法，這叫“筑墻設壘”“脫鉤斷鏈”，或者如美國智庫說的那樣，是“小院高墻”。

　　國際上對目前技術封鎖以及可能導致的連鎖反應，也非常擔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2020年接受采訪時曾經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他說人類歷史上上一次經歷和我們目前這樣快速科技進步，還是幾百年前的啟蒙運動時期。那時技術在進步，但管理這些進步帶來的變化的框架也在進步。他擔心在今天這個時代技術快速進步的同時，管理這些技術進步帶來的沖擊的框架落后，可能會導致很多問題，甚至有可能導致激烈沖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際經貿談判中，要推動形成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消除非經濟因素干擾的國際共識和準則”。為此，需要找到一個可行的框架，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