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傳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

　　2023年10月18日，中國政府發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圍繞人工智能發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統闡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國方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既是在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機遇與風險快速涌現的關鍵時期貢獻的中國智慧，同樣也是在人工智能治理的規則建構被西方國家壟斷的背景下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出的呼吁，將會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落實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設計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治理思路

　　人工智能由于具有戰略性、全局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已經成為影響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國紛紛出臺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并且開始在人工智能治理的國際規則制定領域展開競爭與合作，相關的倡議、愿景和規劃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在以下三個方面展現出了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首先，中國強調人工智能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理念。這種理念源于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強調國家和社會應服務于人民，同時也吸收了西方關于人權的討論，批判了其中過于強調工具性和武器化的傾向，提倡更為和諧、平衡的人類關系視角。這種“人本”思想在當今人工智能時代得到了新的內涵和重要性，即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不僅需要尊重和維護個人權利，更應該以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為目標，以保障社會安全、尊重人類權益為前提，確保人工智能始終朝著有利于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并進一步助力氣候、生物等可持續發展議題的落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倡議不僅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道德規范和發展方向提供了框架，更提出了更為深刻的倫理立意，倡導構建一個平衡各方利益、共同應對人類挑戰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其次，中國強調發展人工智能發展需要跨越“小圈子”，反對特定國家將全球治理機制工具化、私物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強調應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各國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有平等發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權利。這是對西方國家日益倡導的“小圈子”治理模式的一次修正和突破，強調人工智能的發展必須惠及各國人民，而不應該成為特定國家鞏固科技霸權、攫取私利的工具。相比于此，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雖然積極開展人工智能國際合作，但不論是軍事防務領域的人工智能防務伙伴關系（AI PfD）、美英澳三國集團（AUKUS），還是產業與發展領域的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以及美印人工智能倡議（USIAI），抑或是倫理與價值方面的自由在線聯盟人工智能與人權工作組（T-FAIR）等機制，都有著極強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如果不能破除這種思維，建立真正以發展和安全為導向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機制，則會人為放大人工智能發展中的風險，阻礙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進程。

　　最后，中國站在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提出需要增強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加平等地參與其中。從現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上存在參與程度不深入、參與范圍較狹隘的問題。這一方面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工智能發展還處于落后階段、參與國際規則的動力和意識不強有關，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治理機制和國際規則的壟斷則進一步強化了發展中國家無法參與國際治理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提出了各國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原則，并倡導需要開展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與援助，不斷彌合智能鴻溝和治理能力差距。這將從能力、意愿與平臺開放度兩方面破解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邊緣化難題，通過兼顧西方與非西方的國家立場和聲音建構公平合理的國際規則。

　　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

　　事實上，中國發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的目的并非是為了“立異”，更是為了“求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在面向現實、面向未來的基礎上，不僅對當前由美歐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案提供了一定的修正和補充，也進一步為落實當前人工智能治理的已有共識提供了實踐方案。因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不僅是一份愿景，也是一份行動指南。

　　第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治理中提供給了關鍵指導。由于人工智能風險蘊含在其技術設計、研發、應用等不同的發展階段中，且環環相扣，相互疊加。因此，必須要以全生命周期的視角進行風險識別和治理方案的設計。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中，既提出了在概念化設計階段的“倫理先行”原則；也提出研發階段的數據獲取、算法設計、技術開發、產品研發等程序中要堅持公平和非歧視的原則；還強調了在部署和應用階段要堅持和落實“智能向善”的宗旨；并進一步要求要建立跨階段、快速響應、敏捷高效的風險等級測試評估體系。通過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機制設計，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打造可審核、可監督、可追溯、可信賴的人工智能技術。

　　第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共識性原則提出了落實建議。比如說，中國在多邊治理的原則下明確提出要繼續堅持聯合國發揮主導性作用，支持在聯合國框架下討論成立國際人工智能治理機構，協調國際人工智能發展、安全與治理重大問題；還比如說，在人工智能倫理方面，中國則明確提出建立不僅要在事前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規范形成人工智能倫理指南，明確人工智能相關主體的責任和權力邊界；還要建立事中和事后的科技倫理問責制度、審查和監管制度；更在充分尊重并保障各群體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及時回應國內和國際相關倫理關切。由此可見，中國的這一倡議展現了深遠的戰略視野和務實的行動方案，不僅回應了當前國際社會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普遍關切，也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實施路徑。通過這樣的努力，中國正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創新，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

　　第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將安全有序發展的中國經驗介紹給了世界。對于人工智能治理而言，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如果沒有安全，發展取得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而發展又是安全的保障，如果不能以動態的視角跟進技術發展的步伐，也就無法實現有效的治理。因此，從中國的視角來看，人工智能治理的目的要在始終維持發展進程的基礎上，通過相關的規則建構，確保人工智能技術安全，增進人類的共同福祉。為了落實這一點，中國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中設計了廣泛參與、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的原則，將治理融入到發展的進程中，同時也提出積極發展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相關技術開發與應用，使技術發展賦能安全治理。由此，中國設計了一套在發展與安全，變革與穩定等多重維度之間尋找合理的平衡點的具體思路。

　　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將對全球治理的未來產生重要影響

　　由于理念的先進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中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不僅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具體、可行的行動綱領，也展示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所持的開放態度和建設性立場。這一倡議將進一步推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進程，并加速實現中國關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愿景。

　　從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進程來看，中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提供了一個非約束性的開放框架。這一倡議只規定了底線，提供了合作的平臺，因此為破除當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僵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臨諸多挑戰：在國際安全上面臨著人工智能軍事化、自主武器的使用與規范的問題；在技術安全上面臨著標準制定困難、滯后、約束性弱等問題；在技術創新方面出現了各國的信任感不足，以戰略競爭取代技術的開放合作的問題；在技術應用方面出現了數字鴻溝和不平等發展問題……這些難題阻礙人工智能治理進程的推進。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倡議通過提供一個開放和包容的框架，鼓勵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和需求進行選擇和調整，為各國之間就人工智能治理問題的合作提供了新機遇。

　　而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落實來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將與“三大全球倡議”一起，共同為建設國際新秩序、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貢獻力量。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中國通過“三大全球倡議”為全球人民普遍關注的發展、安全與合作等關鍵問題提供了中國的解釋和方案的同時，也并未止步于傳統議題的探討。中國敏銳地洞察到新興技術給全球治理帶來的新問題和挑戰，通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展現了積極承擔國際責任的姿態。中國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促進技術發展、安全與治理的和諧統一。在此基礎上，各國將共同分享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發展成果，實現數字鴻溝的跨越。而在這一系列倡議的背后是不斷發出的中國之聲和不斷涌現的中國智慧。中國將在傳統和新興領域持續發力，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