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新（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亞歐研究中心研究員）

　　20世紀后期以來，“空間轉向”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頗具影響的理論潮流，“空間”概念被問題化并成為研究焦點。當前，空間理論已成為一種跨學科的理論范式，對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科領域產生深刻影響。國際關系學也逐漸改變“空間失語”的狀態，空間成為洞察國際社會的重要維度，以空間視域審視國際關系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路徑。基于空間理論視角考察國際秩序問題，是國際關系學“空間轉向”的可行切入點。

　　國際秩序的空間意蘊

　　從空間理論視角看，秩序不僅是一種社會狀態，還是一種空間狀況。對國際秩序的空間化詮釋，應將它視為一種空間秩序，即國際行為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而有序的空間狀況。這種秩序是國際空間與國際社會交互關系的產物。國際空間作為一類特定的空間，兼具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雙重屬性。物理空間取決于自然地理因素，由獨立于人類實踐的客觀地理環境塑造；社會空間則是國際行為體空間實踐的產物，由國際行為體特別是主權國家造就。整個國際社會空間，正是一個由國家間關系與互動構成的社會體系。

　　作為空間狀況的國際秩序，本身富含政治意蘊。國際空間不僅是國際關系的“容器”，也是國際社會權力運作的媒介。國際秩序從屬于權力邏輯，其空間結構正是權力運行的產物，本質上是權力在國際社會空間中的實現。在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秩序下，國家是塑造國際秩序的核心主體。500余年來，國家之間的權力結構幾經演化，國際秩序也隨之不斷發展演變。進入后冷戰時代，各主權國家以權力位勢為基礎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型的等級化社會空間結構，超級大國在全球空間中推行霸權控制，地區大國在區域空間中踐行權力政治，使得國際秩序呈現典型的霸權狀態。

　　國際空間鑲嵌在復雜的世界政治經濟網絡中，特定的國際秩序是特定空間結構的外化，是國際社會支配性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具體映射。當代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不平等體系結構的具象化，等級化的空間秩序不僅體現在世界政治體系中，還體現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自15世紀末西方國家開始全球擴張以來，國際社會的空間分異逐漸形成和強化，形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圈層式空間結構。依附理論闡釋的“中心—邊緣”結構、世界體系理論揭示的“中心—半邊緣—邊緣”體系，均是這種空間分異的具體表現。這種政治與經濟雙重不平等的空間狀況，使得當前國際秩序中存在政治上的權力壓迫結構以及經濟上的資本剝削鏈條，且霸權關系在空間生產中不斷自我建構。

　　霸權秩序的空間生產

　　從空間理論視角看，空間結構由空間實踐活動建構起來，國際秩序不是一種先驗的空間狀況，而是一種動態的實踐過程。國際秩序的生成與運行，是國際空間生產實踐的產物。國際社會的空間生產是國際行為體對國際空間的開發、設計、使用和改造的實踐過程，這種空間實踐活動在本質上是資本與權力在國際社會空間中的運作過程。部分國家在國際權力位勢或全球資本鏈條中居于上位，在國際空間分配中能夠突破主體界限，拓展利益邊界，甚至控制空間連接，主導空間體系，形成空間壟斷與空間特權，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全球性或區域性霸權秩序。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霸權秩序，正是特定國際權力結構與資本格局的空間表象。

　　一方面，霸權秩序的空間生產是權力在國際社會空間中的運作過程。權力是一種空間控制力，霸權秩序的生成是特定空間主體對國際空間占有與控制的過程。少數強國利用空間控制構建自身的霸權地位，以實力為基礎實現對空間的占有、支配和控制，讓空間服從于權力。空間成為一種政治工具，權力與空間的互動過程成為少數國家謀求霸權空間、追逐國際權力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霸權實現了對全球空間或區域空間的控制，完成了國際空間的組織化。權力的這種空間運作機制，形成了權力編織的國際社會運行的空間網絡，霸權國家通過國際社會空間生產實踐實現了權力和統治結構的再生產。世界政治中的霸權秩序，在權力的空間運作與空間擴張中得以生成和強化。

　　另一方面，霸權秩序的空間生產也是資本在國際社會空間中的擴張過程。霸權秩序的空間生產，是資本在國際空間中取得結構性優勢的過程。霸權秩序的生成在本質上也是資本積累的邏輯，資本的空間擴張形成了資本積累在全球空間中的布局，造就了以“中心—邊緣”二元結構為特征的不平等的國際空間結構體系，強化了國際秩序中的剝削鏈條和“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國家的依附關系。國際秩序的空間生產實踐實質上也反映了特定生產方式——在現代國際體系中主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國際空間中的展開。資本主義從“空間中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從而實現了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強化了國際秩序以西方為中心的霸權特征。同時，霸權秩序生成的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是相統一的。資本爭奪空間的過程與權力控制空間的過程，共同建構了國際空間的霸權秩序。

　　秩序變革的空間邏輯

　　霸權秩序的空間生產使得現有國際秩序成為權力和資本共同塑造的等級結構，因此存在不可忽視的內在缺陷。國家在權力位勢上的等級差異，意味著國家之間在空間資源占有上存在顯著的不平等，形成了政治上的壓迫結構。國家在資本鏈條中的角色差異，強化了“中心—邊緣”的二元空間結構，使國家之間存在經濟上的剝削關系。在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中，大國特別是霸權國家的利益與訴求主導著國際關系，弱國處于邊緣化狀態，安全與利益常被忽視，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也成為空談。

　　在此背景下，變革舊的國際秩序，探尋更為公正、更為合理的新秩序，成為“全球南方”的客觀需要和普遍訴求。基于“三元辯證法”的時間維度審視，國際秩序并非靜態的社會結構，而是動態的實踐過程。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與國際經濟格局的調整，正推動國際秩序發生歷史性變革。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帶動了國際生產力布局的變化和國際分工體系的變遷，“中心—邊緣”的國際空間結構發生嬗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群體性崛起，在國際空間結構中從“邊緣”向“中心”位移。這種變化加強了國際格局的多極化發展趨勢，顛覆了舊有國際社會空間秩序的內在結構與運行方式，改變著國際秩序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推動了國際社會空間結構的去中心化。新的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國際秩序的生成由此成為可能。

　　在國際秩序的新變革中，以共同體秩序取代霸權秩序是人類社會目前的最優方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了人類社會空間變革的歷史發展潮流，也有利于應對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和平赤字、安全困境、發展鴻溝、文明隔閡和環境危機等共同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國際社會指明了和諧共生之道，為應對當今世界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貢獻了中國智慧，為構建良性有序的共生型國際新秩序提供了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通過對國際社會空間的重組消解霸權秩序，增進空間正義，消除國際秩序對人的異化，推動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最終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