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鄒歡艷（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黃曉鳳（廣東財經大學廣東數字經濟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當前，國際經濟秩序正處于結構性調整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加劇態勢，對全球價值鏈傳導和多邊貿易體系產生深遠沖擊，促使國際貿易規則進入新一輪重構周期。面對這一變局，在“十五五”時期，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優勢的關鍵戰略路徑。

　　當前我國產業發展面臨的外部風險挑戰

　　當前，全球經貿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國家間的戰略博弈持續升級，貿易保護主義、技術封鎖和供應鏈本地化趨勢日益凸顯，對我國出口經濟產生多重沖擊。這一形勢迫切要求我們深入研判風險傳導機制，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以有效應對日趨復雜的國際經貿環境。

　　一是傳統產業競爭力下降，轉型升級亟需提速。我國傳統產業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這種壓力主要通過價格傳導機制對出口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從微觀經濟機制來看，由生產要素成本上漲、貿易壁壘增加等因素導致的非良性競爭環境，顯著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根據價格傳導理論，這些成本上升會直接推高出口商品在目標市場的終端售價，其影響程度取決于產業的價格轉嫁能力。對于價格彈性較高的商品，終端售價的上漲將顯著削弱產品的國際價格競爭力。消費者可能轉向其他國家的替代商品，或減少非必需品的購買量。尤其對于利潤率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成本轉嫁能力和議價空間更為有限，出口收縮效應尤為顯著。出口企業普遍面臨成本上升壓力，產業轉移效應顯現，這一趨勢正迫使國內產業加速轉型升級。

　　二是全球供應鏈重構承壓，創新驅動亟待突破。從長期來看，全球經貿格局的深刻變革正在重塑國際供應鏈布局，這一趨勢將對我國產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當前，我國在核心零部件、關鍵材料等高科技領域仍存在進口依賴，產業鏈安全面臨挑戰。以集成電路產業為例，根據海關總署最新數據，2024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量達到5492億塊，同比增長14.6%；進口總額高達3856億美元，同比增長10.4%。這種結構性依賴使相關產業鏈面臨較大的斷鏈風險，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背景下，風險系數進一步升高。與此同時，跨國企業基于成本優化和風險分散的考量，正加速推進供應鏈多元化戰略。例如將生產環節向享有區域性貿易協定優惠待遇的地區或者要素成本更具競爭力的新興市場轉移。為突破關鍵領域“卡脖子”風險，企業必須重新審視全球產業布局和供應鏈戰略，亟需以創新驅動技術攻關。

　　三是國際規則話語權爭奪，人才培養亟需突圍。全球經貿治理體系正面臨重構個別國家通過構建排他性貿易聯盟，試圖對中國進行制度性圍堵，而且這種制度性圍堵不僅體現在傳統貿易領域，更延伸至技術創新體系的系統性壓制。在這一背景下，科技人才流動的“政治化”趨勢日益凸顯，進而會對我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產生影響。人才風險挑戰呈現三個顯著特征：科技人才國際流動遭遇系統性阻礙，我國科研人員參與國際合作的渠道收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難度加大，核心技術領域的人才支持面臨“斷鏈”風險；西方主導的學術評價體系正成為新的制度性壁壘，使我國在人才國際競爭中面臨“規則受制”的被動局面。因此，構建自主可控的人才培養體系，打破西方在高端創新人才領域的制度性壟斷，已成為提升新質生產力的戰略突破口。

　　外部風險倒逼新質生產力發展，需“因地制宜”破局

　　一是科技引領產業升級，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科技引領產業升級需要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區域特色優勢，構建差異化發展格局。比如，東部沿海地區可以發揮科技創新優勢，重點突破高端智能制造領域，通過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打造“基礎研究-成果轉化-資本賦能”的全鏈條創新生態，搶占全球技術制高點。中西部地區可考慮立足資源稟賦，培育特色產業集群，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驅動雙輪并進，重點發展新能源裝備、集成電路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東北地區加快傳統工業基地轉型升級，以智能工廠和工業互聯網為抓手推動制造業智能化改造，同時推廣清潔生產技術實現綠色轉型，重塑老工業基地競爭優勢。

　　二是創新驅動技術突破，完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的構建將提升我國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為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助力，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強大科技支撐。一方面，打造多層次創新主體協同發展格局，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建立企業主導的創新格局，重點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領軍企業。另一方面，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強化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因地制宜布局差異化創新載體，形成各具特色的創新發展格局。一要強化基礎研究支撐。建立穩定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在前沿領域部署重大科技項目。例如北京懷柔科學城的“科教共融”計劃、上海李政道研究所的前沿學科規劃，均在不同領域發揮“領跑”作用。二要打造區域創新高地。重點建設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培育成渝、武漢、西安等區域創新中心。通過“國家戰略+區域特色”的梯度配置，充分發揮三大國際科創中心的引領作用，切實提高區域創新中心對中西部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三是人才筑基創新發展，推進教育科技深度融合。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是創新驅動發展，而教育是根基、科技是引擎、人才是主體，三者缺一不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于構建與區域特色相適應的人才發展體系，通過差異化布局實現創新資源的優化整合。一方面，建議在東部發達地區實施創新功能分區戰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應形成梯次分工、優勢互補的創新格局。比如，北京依托豐富的科研院所資源，重點突破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上海發揮產業配套優勢，著力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深圳則強化市場化機制，推動產業創新和商業化應用。這種差異化定位既避免同質化競爭，又形成完整的創新鏈條。另一方面，創新中西部人才發展模式。通過“飛地經濟”等制度創新，建立跨區域協同機制。具體而言，在中西部設立東部園區分園，實現管理模式可復制。共建聯合實驗室，促進科研資源共享。實施“候鳥型”人才計劃，鼓勵東部專家團隊定期赴中西部開展技術指導。同時，配套實施稅收優惠、項目扶持等激勵政策，增強人才流動的內生動力。這種多層次、系統化的人才發展戰略，既能充分發揮各區域比較優勢，又能形成創新合力，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持續動能。

　　【本文系基金項目202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質生產力驅動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攀升的機理”（24BJY10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