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秀麗（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院長）；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始終與“發展”這一核心命題緊密相連。無論是近代以來推動自身現代化的上下探索，還是當代參與全球發展治理體系變革的多重實踐，中國始終將“發展性”作為自身知識體系建設的隱形線索。作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力量，區域國別學理應傳承這一豐厚的知識傳統。然而，從現有區域國別研究議題上看，關注多聚焦于國別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靜態維度，對發展合作的動態進程、南北知識體系互動、全球治理與發展管理等關鍵性命題關注不足。因此，強化區域國別學的國際發展維度，既是回應現實需求的必然選擇，更是提升學科解釋力與影響力的核心路徑。

　　在超越南北不平衡的學科視野中重構“全球性”

　　邁向發展的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需要有全球性視野，這就要求研究者在認識論層面實現雙重突破。第一，研究者需打破知識范疇上的“中心—邊緣”認知范式，從全球發展的高度去審視發展領域的結構性矛盾。當前，國際發展領域存在著顯著的發展理論與發展實踐、發展規范與發展實施的南北二元不平衡結構，即全球發展理論的生產和發展規范的制定長期由北方國家主導，而發展政策與實踐的落地場域卻集中于南方國家。這種權力與責任的失衡，導致國際發展議程常陷入北方國家價值理念先導，而實質忽略發展中國家人民現實物質需求的矛盾之中。區域國別研究既要批判吸納既有的知識傳統來揚棄傳統發展理論，又要在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自身發展的歷程中總結自身的經驗，還要在新型南南合作、全球治理實踐中挖掘新發展知識元素。在此過程中，研究者需將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問題、貧困與不平等問題、氣候治理、數字鴻溝等全球南方共同關注的優先議題置于更平等的對話框架中，推動國際發展規則從“單向輸出”轉向“多元共商”，發展理論建設也從西方單一現代性轉向多元文明互鑒性。

　　第二，研究者需構建跨區域國別的比較發展研究框架。非洲國家的民族國家建設問題、東南亞國家的產業轉型問題、拉美國家的社會包容性發展問題、聯合國等國際多邊組織的發展管理與改革問題等，這些看似分散的區域國別議題實則共享著全球發展新實踐與新理念的內在元素。研究者需運用中國視角，但要超越“中國中心主義”，克服單一區域國別研究的局限，在南北互動、南南合作的復合網絡中把握發展問題的聯動性，從而理解全球發展治理問題的復雜性。比如，對共建“一帶一路”減貧問題研究，既需考察這些國家貧困的不同類型和生成原因，發展與減貧政策的供給，同時，也要觀照全球發展和減貧規范的歷史演變，理解全球和區域發展規范對于國際減貧經驗分享和國際減貧合作的約束及帶來的機遇，從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發展與減貧經驗的相關性和轉化性。

　　在扎根海外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中夯實“在地性”

　　“在地性”是邁向發展為導向的區域國別學區別于傳統國際關系研究和外交研究最大的特色。因為“在地性”合作具有廣泛的滲透性，它不僅包括宏觀層面政府間的外交關系，更包含微觀層面上不同行業、不同層次社會為推動發展而實施的各類合作項目。“在地性”是區域國別學新型知識生產范式的革命性貢獻，其本質體現在以下兩個維度上。

　　一是在歷史知識維度，研究者要注重挖掘世界不同區域國別本土發展智慧與發展知識的淵源，從而為鏈接現代發展體系建設、推進共同發展夯實本土根基。事實上，“全球南方”不同國家蘊含著豐富的發展體系元素。比如，坦桑尼亞的“烏賈瑪”哲學強調集體共同體的發展觀，盧旺達的“烏姆干達”文化展現了當地民眾通過集體勞動促進社會建設和團結，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所提出的“求同存異”理念蘊含多元社會治理的智慧，這些文化基因都深刻影響著當地發展模式的選擇。

　　二是在實踐路徑維度，研究者要扎根特定對象國以及區域和國際組織，建設海外田野基地。研究者要在對象國建立廣泛的社會網絡，熟悉當地的社會民俗和社情，推動海外科研與教學基地建設，培養能走進現場、發現真實現象的區域國別研究團隊。同時，聚焦特定區域國別的發展知識共同體建設也至關重要。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者應加強和當地研究人員的聯合研究，開展發展知識的互學互鑒，共設研究議程。比如，中國農業大學在坦桑尼亞扎根十多年，通過“我在非洲種玉米”的發展合作實踐和隱喻來驅動富有特色的發展合作海外田野建設，目前已取得豐碩的學術、政策和人才培養成果。

　　在新發展知識生產倫理自覺中孕育“雙向主體性”

　　國際發展知識經過三次大的轉型后，當前正處于第四次重大轉型之中，這次轉型圍繞“全球南方”國家發展實踐的經驗、資源與機制展開，進而引發了發展自主性和多元現代性的知識訴求。“雙向主體性”的提出即是為了回應這一新訴求。首先，它標志著中國區域國別研究正經歷從“認知他者”到“共同生長”的范式轉型。這種轉型首先體現為研究立場的轉變：將對象國從被動的“問題承載者”轉換為積極的“知識貢獻者”。研究者需建立“雙向問題意識”，既要解析中國經驗的地方適配性，也要挖掘本土智慧的全球價值。

　　其次，“雙向主體性”將重構知識生產的權力關系。傳統區域研究常隱含著“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結構，而新型知識共同體建設需打破這種認知隔閡，倡導建立一種互為主體、更加平等的知識生產過程，尤其通過聯合研究和合作實踐，通過陪伴式成長、浸潤式日常互動和雙向啟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邊界日趨模糊。雙向學習的合作模式不僅產出更具解釋力的研究成果，還在方法論層面促進了知識生產的普及化。在雙向主體性孕育的同時，多元文明對話和多元現代性互鑒才有了扎實的根基，共享發展知識支撐發展合作和發展治理探尋更多的路徑與方案。

　　總而言之，邁向全球發展的中國區域國別學在推動其全球性、在地性與雙向主體性三重建設的同時，共同構筑起新型發展知識的生產路徑，即在空間上打破“中心—邊緣”的認知藩籬，在時間上貫通傳統智慧與現代創新，在主體間構建平等互鑒的學術倫理。未來學科建設上需加強與發展政策與治理實踐的關聯度，設立“發展學”或“國際發展”二級學科，或建立相關學術共同體，整合現有的區域國別研究與國際發展研究隊伍。唯有如此，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才能真正為推動新型國際發展合作、促進“全球南方”共同現代化、完善全球發展治理的智慧之源。